随着中国新《网络安全法》不可避免地即将生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外国企业能够做些什么来适应或者减轻该法的影响。中国的政治计划从各方面说都是自我生成的，这几乎自动意味着与外国商业同行的接触是受限的，或者是受控制的。外国企业必须明白这一点，以便定位自身对经济发展进程的潜在贡献，使其成为一个增长路径。

对西方外交官来说，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肯定是如何有效让中国参与，以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与稳定，这也是中国的合作战略明确提出来的目标。冷漠的中国会让北京那些主张对全球互联网规范采取更强硬、更孤立态度的声音得逞吗？满足中国的某些希冀，如高调出席中国的旗舰式活动，也许不仅能为更广泛的参与和信任打基础，还能为中国体制内旨在加强与外国交融的声音提供支持。

制定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空间条约，目前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对网络战进行规范性控制的更有效办法，或许是确立一个禁忌，它不是针对武器，而是针对攻击的目标。

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引起外国企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相当消极的反应。由地缘战略对手发起、以干扰政治体制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渗透，正是北京一向担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似乎已经是受害者。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对进攻性网络武器的使用采取何种政策？首先，他很可能冒加快网络军备竞赛的风险，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网络立场。其次，他也许会放松网络联盟，放弃寻求建立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准则。对美国来说，这两种前景都可能使网络空间变得更加危险。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是具体、现实、可实现的目标，它同时也将成为中国与美国新政府开展网络空间合作的重要基础。

虽然近年来美中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有所推进，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依然很强，双方的沟通合作也仍有提高空间。尽管网络攻击的数量并未减少，但颇具前景的外交倡议和对话领域已经开启。

中国、伊朗、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正斥巨资增强其网络战能力。它们不仅在储备单一网络战武器，还在积累战时所需的整体网络战武库。中小国家需要对如何应对网络空间日益增加的威胁展开公众讨论，并且这种讨论宜早不宜迟。

上世纪60年代达成的最初核军备控制协议并没有解决控制核武器的全部问题。但在20多年的缓慢学习后，这些条约开启了（规范化）进程。约瑟夫·奈教授认为，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2015年就网络间谍问题达成的协议，可能对网络安全产生类似影响。

亚太地区领土纠纷及其他安全问题导致紧张升级表明，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处理地区问题。最近几周中美之间再起军事摩擦，使两国安全会晤陷入僵局，也使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失败。

中美审议的最终目标，不是终止国家支持的黑客或网络间谍，而是建立一个框架，它不仅有助于防止网络空间分歧对双边关系其他领域的影响，也有助于双方就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即和平）的构成达成谅解。

规则，或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相较于国际法更为快捷、灵活的网络空间管理方式。虽然中美两国已经开始在国际法框架内探讨诸如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议题，但从目前来看，双方还很难在不久的将来就这些议题达成协议或者建立互信。

罗吉尔•克里默斯认为，要想保持全球互联网的持续发展，西方就必须明白，中国也有其必须被尊重的合理利益和主张，即便其政治体系的基础价值观和西方完全对立。相应的，中国也必须明白这一事实，在全球舞台上不是所有规则都是美国扩张自身权力的工具；为了维持全球的稳定和繁荣，中国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2016年的中美网络关系取决于三个关键性策略：定性、处罚和规范。弗朗茨-斯特凡·加迪探讨了每项策略的可能情况，同时回顾了2015年的两国网络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