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在应对危机时有能力不足的一面，但也不能否认它的积极作用和巨大潜力。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中美之间是否还有共同利益，有哪些共同利益。任何争取双边关系缓和的谈判都应从共同利益领域启动。

鉴于美国和印度近年军事合作愈来愈深，印度有可能被进一步整合到美国的“反华联盟”中，成为对抗中国的“前线国家”。

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年份里，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也是一枚重磅炸弹。也许，那些数字当中就有特朗普为何胡乱决策和发脾气的答案。

特朗普政府阻断中美人才环流的做法对美国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伤害很可能在长时间后才有所显现。这种保护主义措施违背历史规律，必然无法起到预期效果，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与美国争夺国际人才的机会。

朝核问题长期受困于“核试-制裁-对话-再核试-再制裁”的向下螺旋，但是也揭示了无论分歧多么尖锐，对话总是解决复杂国际问题的钥匙，外交总能为“解套”僵局找到路径。

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对于以色列中东外交环境的改善是好事，但是否由此开启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之门，还言之过早。

在美国致力于搞大国竞争，图谋建立排他性海洋安全秩序的背景下，围绕南海规则与秩序的竞争会日益激烈，使该地区长期处于“亚秩序状态”。未来南海形势将继续在“丛林法则”和“共同家园”之间徘徊。

如果华盛顿有人执意把中国视为一个“敌人”，那注定会收获一个前所未有的敌手。重启冷战将成为二战以来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并会使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不仅开始接受科技民族主义的理念，并且将这种理念与美国在一些科技领域中的霸权相结合，形成“数字斩首”的政策工具。这种行为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推升了各国比照这一做法在科技领域推行保护主义措施的风险。

纵观战后全球政治大觉醒的四次浪潮，我们有理由相信后疫情时代不会是兵戎对峙的新冷战，也不会是国际关系碎片化的暗黑时代。

战略竞争主导下的中美关系动能日益成为政治敌对化的牺牲品，从而使战略竞争管理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信任与合作变得十分困难。

美国为台湾而战还是弃台而去？随着一系列的华盛顿鹰派声明和国会行动将中美关系推向对抗边缘，这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可能的结果一个是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另一个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失去信誉。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两位候选人如何处理对华问题仍然是确保当选的关键。

中国支持东盟内部团结和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一贯的，这种一贯性并非外交辞令，而是中国国家利益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