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向亚洲倾斜与其说是对西方的回应，不如说是地区经济与安全态势的变化使之成为新的需要。

作者认为，东盟和中国同意以单一草案文本作为进一步磋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基础，这对解决持续多年的南海问题不啻一个意义深远的里程碑。

最近的事件表明，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的通融政策正让位于加倍阻止北京的进步。然而，不合理的反制可能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注入不稳定性。要展示领导力，至关重要的是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留有余地。

利用关税来解决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将掣肘美国长期以来的经济领导力。对美国来说，解决贸易不平衡和振兴美国制造业，不应以破坏既有经贸秩序和让美国的盟友加深对“美国例外论”的成见为代价。

库珀和道格拉斯提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四种愿景：保持优势、制衡、协调、融合。特朗普总统的角色、语言和行动都说明他与中国打交道时会更倾向于有制衡成分的保持优势。保持优势与制衡构成应对新兴对手的可行战略，但对两者的过于依赖不必要地限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可操作性，并带来严重危险。

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建设性角色的振奋人心的机遇。然而作出这些贡献并非毫无挑战，在中国如此努力的背后，其方式与动机将一直备受审视。

对朝鲜核导试验的担忧，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去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第31届东盟峰会讨论的两个重要安全问题。

南海绝大部分生物和非生物资源都集中在沿岸国家的近海水域，这种资源的测绘对界定潜在的共同开发领域具有深远影响。为中国与菲律宾共同开发资源创造潜在可能，将为杜特尔特政府积极推进的经济合作提供助力。虽然仍存在公众认同和法律方面的挑战，但最终它将是确立国家利益和求解国内外反应的一个政治操作。

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几乎一直会让人产生提及南海争端的期待，以至于衡量一届会议成功与否的标准被简化为最终官方声明就南海问题的措辞是否足够强硬。但是考虑到东盟年度会议涵盖议题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简化既令人遗憾又有失公允。

现在看来，随着特朗普执政4年，中国将有大把机会继续上升为全球大国。“一带一路”提倡的“广泛磋商、共同奉献、共享利益”令人欣慰，而中国会不间断地勇往直前地实施该倡议。此外，狂热的民族主义和领导人的不受监督也许滋生过度的自信、大国沙文主义和刚愎自用，中国应警惕由此而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