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珀和道格拉斯提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四种愿景：保持优势、制衡、协调、融合。特朗普总统的角色、语言和行动都说明他与中国打交道时会更倾向于有制衡成分的保持优势。保持优势与制衡构成应对新兴对手的可行战略，但对两者的过于依赖不必要地限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可操作性，并带来严重危险。

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建设性角色的振奋人心的机遇。然而作出这些贡献并非毫无挑战，在中国如此努力的背后，其方式与动机将一直备受审视。

对朝鲜核导试验的担忧，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去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第31届东盟峰会讨论的两个重要安全问题。

南海绝大部分生物和非生物资源都集中在沿岸国家的近海水域，这种资源的测绘对界定潜在的共同开发领域具有深远影响。为中国与菲律宾共同开发资源创造潜在可能，将为杜特尔特政府积极推进的经济合作提供助力。虽然仍存在公众认同和法律方面的挑战，但最终它将是确立国家利益和求解国内外反应的一个政治操作。

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几乎一直会让人产生提及南海争端的期待，以至于衡量一届会议成功与否的标准被简化为最终官方声明就南海问题的措辞是否足够强硬。但是考虑到东盟年度会议涵盖议题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简化既令人遗憾又有失公允。

现在看来，随着特朗普执政4年，中国将有大把机会继续上升为全球大国。“一带一路”提倡的“广泛磋商、共同奉献、共享利益”令人欣慰，而中国会不间断地勇往直前地实施该倡议。此外，狂热的民族主义和领导人的不受监督也许滋生过度的自信、大国沙文主义和刚愎自用，中国应警惕由此而来的危险。

人们期待，旨在管控南海争端的半年一次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将有助于在争议海域早日达成地区行为准则。杜特尔特总统欢迎中国进入苏禄海域帮助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的表态，意味着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进行合作的可能。

虽然很多人批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前后不一、不可预测，但菲律宾的外交演变也存在诸多一致性。这些一致性包括扩大对华经济关系，淡化与美国的关系，管理地区争端。而且，鉴于地区和全球形势不断变化，杜特尔特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模糊或许实际上对菲律宾有利。

杜特尔特执政以来，菲律宾出现重大政策转变，特别是在与美中两国的关系方面。中国是新兴境外投资者，拥有尽人皆知的财力、技术和施工能力去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可以给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带来革命性影响的铁路。在这一地区，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更安静的盟友。该地区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经济和安全伙伴的多样化，以免卷入大国角力。杜特尔特现在也在走这条路。

二轨外交的结果喜忧参半，但它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正式会谈议程提供了实用而具体的议题。从这方面看，拉莫斯和傅莹2016年8月的香港会晤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