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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刚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

公开信未能消除对中美关系的短期忧虑

201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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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由5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发起并获95名美国专家、学者和前政府官员联署的致特朗普总统公开信《把中国当作美国敌人效果将适得其反》。信件挂到社交媒体上后,参与联署和表示支持的美国人在不断增多。

公开信传到中国国内,引起较大关注和较多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利用社交群落进行的私下议论对准了公开信的最后一句话:“华盛顿并没有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个支持与中国全面为敌立场的共识”。不少人初读感到兴奋,认为公开信推翻了中国国内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是“跨党派、跨政府、跨领域共识”的判断。但经过几天沉淀,学界主流看法迅速冷却,趋向两面解读。

在我看来,公开信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曲折转变过程中的现象级事件,尽管它对中国一段时间来的内外行为批评有加,附议中国对美构成竞争挑战,但主要还是对特朗普政府主导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趋势提出质疑,呼吁美国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回归理性。这代表了,经过中美关系一连串折腾,美国知识阶层的群体性反思已经开始,为当前中美关系的阴郁和凶险氛围注入了一抹亮色,对于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政策性认知均有纠偏意义。

对美方而言,决策者有机会意识到其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在国内受到不算弱势的质疑。公开信紧随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对外策略的微调。近来,特朗普处理对外关系趋于审慎:在对华经贸问题上认识到前一段对中方施压和加征关税过于粗暴,日益直接影响到美国企业和农业界利益,于是主动释放重开谈判信号并在华为问题上有所松动;在朝核问题上让白宫极右翼势力远离朝美谈判桌,并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板门店实现第三次“特金会”;在伊朗核问题上尽管严格制裁,但对动用军事手段总体隐忍,不愿启动战端。美战略学界的反思与政府内部的反思同步,有意为理性重归决策主流创造动力。

对中方而言,公开信提醒研究分析人员重新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华关系中的“钟摆效应”。自2007年次贷危机起,美国国内的“政治钟摆”开始从“中左”摆向“中右”,特朗普成为被历史选中推动美国继续右摆的那个人。随着美国社会更加保守,对外战略加速收缩,对外战略竞争意识重新抬头,中国成为被美国选中的头号“战略竞争者”和转移国内矛盾的标靶,两国矛盾以经贸、科技为先导全领域扩散,长期以来在中美关系运行规律中也有体现的“钟摆效应”迅速摆向恶化端。美国是否决定与中国为敌,中美“新冷战”是否不可避免,两国是否必然“脱钩”,成为中国战略学界热议的焦点。4月底、5月初中美经贸磋商发生重大波折后,中方的愤怒情绪集中爆发,官媒谴责美国霸凌主义、批判投降主义的调门急剧升温,主张理性、全面看待中美关系的人几近失声。公开信在此时出现不仅说明阻止中美关系“钟摆”摆向更极端方向并促其朝合作面、理性面回摆的力量并没有完全失效,也鼓励双方支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人继续为挽救它做出努力。

应该说,公开信出现的时机是经过拿捏的。5月下旬,特朗普正式宣布谋求连任,民主党举行党内初选辩论,2020年美国大选拉开帷幕。6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会晤,达成关税休战、重启经贸磋商的共识,此前中国领导人为促成特朗普与金正恩的板门店会晤发挥了牵线作用。公开信择此时发表,对内可紧跟大选节拍,为即将掀起的政治辩论预设辩题,为可能发生的政治转换预置有利地位;对外推动建制派理念(保持对华接触,修补与美盟友关系,重新重视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重新注入美国外交政策,延缓中方对美国重新做判断并出台系统性强硬反应的节奏。

然而,公开信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方式,更不足以改变中方对“美对华政策正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判断。

首先,公开信在美国精英阶层不具充分代表性。公开信发起者和联署人多为民主党背景的自由派学者和前官员,他们目前所属的智库和大学也均为自由主义精英聚焦之处,且年长者居多、年轻人很少。出于政治背景或事业考虑,未联署公开信的既包括所有共和党背景的智库人员和前官员,也包括民主党背景的第四代“中国通”或前高官。

其次,公开信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有限。特朗普上台后,狠批以往历任总统对华政策“失败”,搞“小圈子”决策,拒绝接受智库影响。而大多数联署者出于对特朗普的反感和政策的不认同,在特朗普上台后主动或被动地与决策圈疏离,影响力边缘化。近来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段趋于缓和,显示争取达成贸易协议的迹象,属于面对中国的斗争态势和贸易战对美自身损害日益表面化的“撞南墙回头”式的自发调整,与美国智库界推动没有直接关联。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公开信没有否定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根本方向。公开信逐条批评中国的内外行为方式,承认中国内外政策的转变对世界构成“严重挑战”,认可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赞同美国须以强硬、坚定、有效的方式回应中国崛起。从此意义上讲,公开信反对的是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而非抑制中国崛起的目标,推动的是“巧竞争”而非“鲁莽竞争”,表明美国国内目前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策略手段之争。

公开信尽管强调“华盛顿并不存在一个支持与中国全面为敌的共识”,但未否认美国国内各界已就“中国对美构成竞争挑战,美国应以更加强硬和有效的方式应对”达成共识,甚至还在强化这个“共识”。所以,公开信未必能消除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短期忧虑,尽管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公开信发表次日即表示,“我们对中美关系抱有信心”,相信“客观、理性、包容的声音终将战胜那些偏执、狂热、零和的主张”。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进入大选周期,中美关系在今后一个阶段恐将面临更复杂的态势,选举政治、经贸摩擦、南海军事较量、台湾和香港问题、网络“暗战”、新疆和人权问题等多重隐患勾连存在,意外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国要以更多战略耐心应对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对外政策方面的,也包括美国国内的。这里需要提升三方面意识:

其一,“战略竞争对手”和“战略敌手”不是一个概念。“竞争对手”是中性词,有良恶之分,中美两个大国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并在战略上相互防范,关键是走向哪种竞争。“敌手”状态是恶性竞争的后果,必然是实质“脱钩”,滑向冷战甚至热战。对两种概念的有意无意混淆在美中两国内部都很严重,美国是执行层敌化与中国关系的实际行动超出决策层界定,中国是总有把美国当假想敌和首要安全威胁的强烈本能。这种政策定位同实际操作和主观意识之间的“扭曲”,影响着两国相互的行为和话语方式,不断破坏着互信基础。公开信反对的正是把对手当敌手,用错误的战略预置导致错误的战略恶果。

其二,面对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的形成,中国不调整是不行的,一成不变、静止不动会更加被动。但调整不应一蹴而就,更不应一哄而上,还是要吸取特朗普政府放任各部门和“暗深”势力在“竞争”旗号下各行其是出台局部偏激政策严重破坏中美整体合作氛围最终使自己骑虎难下的教训,一要充分论证,找准新时期对美交往的最高利益所在,找出美方内部“共识”的限度所在,二要加强统筹,各部门在中央大政方针下合理谋划、专业操作、协调行动、形成聚力。并且要在积极适应新形势的同时注意保持对美政策的延续性,避免断裂式调整。

需要承认,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既是两国国力对比快速缩小、国民心态生变使然,也是过去数年双方行为方式和话语习惯的改变共同塑造的,国内政治因素对两国各自对对方政策的影响是空前直接和强烈的。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竞争固然不可避免,形成良性竞争格局仍然可期,但牵制良性格局生成的负面因素和潜在摩擦冲突点太多,很难管控。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抑制、管理国内政治因素对对外政策的驱动。在此方面,如果说在短期内做特朗普政府工作不大可能取得明显成效,那么从长计议继续广泛接触建制派人士,共促中美关系的运转回归常识、回归专业、回归常态,阻止最坏情况发生,则是必要的。

公开信很有可能在美国国内激起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中国战略学界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发出声音,施加影响,不能只埋在材料堆里想,躲在自己圈里辩,也要敢于走出去同美方辩,用思想碰撞的火花点亮探知未来关系形态的通路。

感谢美国学者和前官员联署公开信的行为及时提醒了中国同行,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和推动酝酿对美政策调整时,需要坚持用更全面的视角看待对方,以更理性的态度思考问题。这种全面和理性是处理下阶段两国关系必须具备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