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脱钩 关税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纠缠与侵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迷失

2026-05-25

2月28日美以对伊朗袭击所引发的波斯湾战争,目前正处于一种“未设定结束时间”的暂时停火状态。

这场看似旨在通过斩首伊朗领导层、继而引发国内起义来快速实现政权更迭的行动,如今已演变为一场消耗战,双方都希望从中脱身。

与以往不同的是,北约领导层拒绝军事介入。德国国防部长表示:“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近期的言论印证了一个观点,即以色列的偏好有时会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前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最近声称,特朗普是“被(以色列总理)比比·内塔尼亚胡拖下水的”。在战争初期辞职的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约瑟夫·肯特表示,伊朗并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战争爆发是因为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压力。

这就引出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美国是依据其长期国家利益来塑造中东,还是在被动应对联盟施压、国内游说以及根深蒂固的安全范式等一系列复杂因素?

美以伙伴关系不仅深厚、制度化,且具备政治韧性。它建立在情报共享、防务协作基础之上,并得到国会的强力支持——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在其中起了关键的巩固作用。与此同时,以国防部为核心、以庞大军工网络为支撑的美国防务体系,长期处于不断感知威胁的环境之中,这种认知维系着预算、军事部署和战略姿态。

这一切未必是阴谋,它反映的是塑造最终结果的政治结构。当联盟承诺、国内政治利益和军工产业的诉求走到一起时,政策的回旋余地就会收窄。本应审慎调整的战略选择,反而变成展示决心的冲动。

在此,汉斯·J·摩根索的警告引起共鸣。他告诫说,一个强国绝不能让一个较弱的盟友来定义其战略视野,也不应让自己陷入退则蒙羞、进则面临重大风险的境地。现实主义不是犬儒主义,而是审慎自律。它要求在外交政策上区分利益的主次,并保持情感上的中立。

历史上,美国政府展现过这种自律,例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顶住巨大的盟友压力,迫使以色列、英国和法国撤出埃及。他知道,美国在后殖民世界的公信力,需要通过摆脱欧洲冒险主义来彰显。那一刻巩固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然而,在种种制度惯性的作用下,这种自律已随时间逐渐被侵蚀。

70年后,人们的看法已经反转。入侵伊拉克、干预利比亚、深陷阿富汗和叙利亚冲突,以及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这一切重塑了该地区对美国实力的认知。每一次行动都以稳定、威慑或民主化为名,每一次都导致持续至今的动荡。

对中东地区普通民众而言,教训显得极为严峻:外部干预许诺改革,却往往带来分裂。无论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它都塑造了政治心理。当华盛顿谈论自由时,许多人想起的却是权力真空。当美国谈论安全时,人们想到的是交战的民兵组织。

伊朗在这一叙事中占据独特地位。它不仅是一个政府,更是一个对外部干涉有深刻历史记忆的文明型国家。自1953年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被推翻、礼萨·沙阿·巴列维复辟以来,伊朗始终对西方列强极度戒备。伊朗外交从来绕不开历史,这左右着它如何解读美国的举动,以及如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外部压力往往凝聚而非瓦解民族主义。即使是批评本国领导层的伊朗人,也常会抵制外部胁迫。暗杀和空袭可能会削弱其实力,但同时也印证了该政权一贯的说法——他们的主权正受到围剿。

美国失去人心,不仅局限于中东地区。欧洲已拒绝特朗普要求其派遣海军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要求。在全球南方看来,美国口头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却不乏选择性执法的记录。在亚洲,战略伙伴目睹华盛顿屡屡被中东危机牵扯精力,而更大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其他地区发生。

实力不仅是物质的,也关乎声誉。它建立在可预测和可信之上。当美国退出TPP或伊核协议等经谈判达成的协议时,被削弱的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外界对其外交稳定性的信心。未来谈判变得更难,对手会对冲,盟友会生疑。

那么,美国该如何重振其道德权威和战略主导地位?

首先,要恢复外交连续性。要认真重申尊重主权条约的承诺,以表明协定能经受选举周期的考验。

其次,要在联盟内部重建战略自主性。支持以色列的安全不必赞同它的每一次战术升级。清晰界定美国自己的红线意味着成熟,而非背弃。

第三,威慑应优先于先发制人。预防性打击往往适得其反,引发了本想极力避免的局势升级。超级大国必须分清管控能力与颠覆政权的界限。

第四,区域交往不应局限于军事合作。鼓励海湾国家与伊朗对话,并投资于经济一体化,这将使地区叙事从强制胁迫转向责任担当。

最后,使实践与原则保持一致。如果主权和稳定被奉为准则,它们必须普遍适用。一致性重建信任,反复无常则加速衰落。

美国在军事上依然无可匹敌。但在多极化时代,主导地位更少依赖于力量投送,更多取决于战略克制。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植根于审慎:国家利益必须高于激情、压力和意识形态冲动。

大国衰落不仅源于战败,也源于过度扩张和误判。如果华盛顿希望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就必须重拾昔日的自律,即使对朋友,在关乎长期稳定时也能说“不”。唯如此,它才能重新赢得将实力转化为领导力所必需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