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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应如何解释并影响中国新《网络安全法》

2017-06-06

本周,中国近来最有争议的法规《网络安全法》终于生效。众多外国企业已对这一特殊立法表示疑虑与担忧,有报道称这甚至导致该法部分指令的实施被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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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太多文章提到新法对在华外企潜在的负面影响——从严格的数据本土化要求,到要求对软件、硬件、产品与服务进行网络安全审查。随着中国新《网络安全法》不可避免地即将生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外国企业能做些什么来适应或者减轻该法的影响。

部分答案是,在宏观层面国际贸易博弈正迅速发生变化。许多企业高管仍喜爱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经验。在那个有趣的冷战后时代,苏联的解体似乎预示无所顾忌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意识形态敌人不复存在,企业似乎可以在欧美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所创造的公平竞争环境中进行全球扩张。“国家利益可以(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高于经济效益”这种观念成为大忌,相反,全世界都应该向企业敞开大门,这通常能让美国企业利用新的经济开放实现其价值链的全球化。

没有什么产品比互联网更能象征当今这个有趣(或许天真)的时代。这个(主要)来自美国的产物迅速席卷全球,美国企业进而紧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信息应自由传播,并且没有过时的国界障碍或政府这种“历史遗产”的影响。这些新技术会解放迄今受压制的全球人民,让全球经济交流与投资扁平化,并消灭独裁政权。

然而这是被中国抵制的叙事。其实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敏锐地感觉到,无论如何定义,这些新技术都不全然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在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中,保持政治现状至关重要。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在网络空间划定自己的边界,并对之进行监管,就像现实空间里对待国界一样。在它看来,“阿拉伯之春”和各种颜色革命带来的恶果证明中国更强硬的政策是对的,这种政策根据本国需求和目标对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进行严格管制。网络安全法规只不过把这一点正式确定下来:中国现在把网络空间管理视为重要政策目标,并愿意用巨大投入实现这一目标。

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治计划从各方面说都是自我生成的,这几乎自动意味着与外国商业同行的接触是受限的,或者是受控制的。外国企业必须明白这一点,以便定位自身对经济发展进程的潜在贡献,使其成为一个增长路径。

但同时,那些高调的原则问题并不总能预示决策细节发生了什么。《网络安全法》的直接影响将是有限的,原因之一是大量高度复杂的下级监管工作尚未完成。就网络主权发表外交声明是一回事,为跨境数据流动设计适当的监管架构则完全是另一个任务。宣布软硬件必须安全可控是一回事,执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正是在微观层面,企业界拥有的影响力或许比诉讼或游说它们的政府更加直接。与许多人对中国网络治理体系的担忧相反,它的大量监管工作是由专家来做的,他们对国际上的最优做法通常有相当成熟的理解。与国际规范趋同不仅仅是口头野心,人们也可以在公共的标准化文件里清楚地找到它,虽然这个话题没有规管跨境数据流动那么诱人。

然而这要求公司重新学习以往的经验教训。在网络空间,边界正迅速回归,公司很难利用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商业策略与重现的国界对着干。相反,它们必须直接与中国监管机构合作。其方式不必是它们选择的遍及全球的政策,而是要反映它们能在中国市场上规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