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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脱钩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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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理性看待中印伙伴关系

2026-04-14
PHDCCI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商业圆桌会议。在经历5年的中断后,印度商业代表团于2026年3月29日至4月4日期间访问中国。
PHDCCI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商业圆桌会议。在经历5年的中断后,印度商业代表团于2026年3月29日至4月4日期间访问中国。

中印关系迎来变革之风。

3月11日,印度内阁宣布放宽针对邻国投资的《第三号新闻通告》规定,从而允许中国对电子零件、太阳能板及其他资本品制造业进行有限投资。

3月29日至4月4日,印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及德里工商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江苏。中国官方媒体称此访“为中印经济关系回暖再添动力”,这预示着两国高层态度的整体转向。

2020年边境冲突后,中印一度严重对立,两国关系缓和始于2024年喀山领导人重要峰会前的一系列筹备会议、随后的峰会本身,以及2025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莫迪、习近平与普京的会晤。

现有评论常将这一改善,归因于特朗普对印度的粗暴无礼。的确,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待印度的方式,令许多密切关注其第一任期及拜登时期美印关系的人士大惑不解。美国高级官员多次指责这个人口最多的经济体实行“不公平贸易”,而总统本人更在一次任性的发言中,将印度和俄罗斯称为“死气沉沉的经济体”。

最近,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兰道在印度重磅年度会议“瑞辛纳对话”上对满座宾客表示,美国“不会在对印关系上重蹈20年前对华关系的覆辙”,即避免让印度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有如此“坦诚”的盟友,谁还需要敌人呢?

中印关系现有论述的两大定式

我有幸出席今年的“瑞辛纳对话”。在新德里的五天确实是一次彻底改变认知、令人眼界大开的经历,让我对印度外交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意识到,对于这一复杂思想体系,自己仅触及皮毛。

此访也让我形成一个观察:当前关于中印关系的讨论,尤其是在两国国内,受到两种常见认知定式的影响。

第一种我称为“第三方执念”,第二种可称为“负面框架”。

前者主要为中国外交界诸多评论人士所持有,认为新德里但凡有意改善对华关系,原因无非是对华盛顿的傲慢不满。这些印度政治精英意在表达对美国同行鲁莽行为的不认同,或许希望对方为此付出代价。

诚然,在特朗普式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当下,新德里乃至孟买、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和艾哈迈达巴德等地区中心的许多人,确实在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印度前外交秘书希亚姆·萨兰近期指出:“我们应寻找同样被美国针对的新伙伴,其中一些的处境或许比我们更糟。”

此观点还认为,印度本质上依附于美国,任何改善中印关系的尝试都可能(且能轻易)被美国施压扼杀。

后一种观点则认为,加强中印关系的努力必须围绕管控两国间的“负面因素”展开,包括实控线沿线的领土争端、军事摩擦、两国媒体弥漫的极端民族主义,或是对印度如芒在背的中巴友好关系。

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新德里的确(尽管并非决定因素)将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作为研判其对华政策空间的参考信号之一,或者说中印互动确实充满陷阱和潜在风险。然而,这些因素的影响往往被夸大。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印度外交决策圈的许多人实际上认为,他们追求的政策要坚定符合国家(乃至各邦)战略、军事和经济利益。外交部长苏杰生所说的“多元结盟或多向度外交”,正是其国家机构的日常工作,旨在与各方保持同等接触,与竞争大国维持等距关系。

过去十年,中国的崛起及其快速提升的经济、安全和技术实力,无疑促使新德里通过“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以及拜登任内达成的其他双边贸易投资协议,与美国建立了更多军事和战略伙伴关系。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从属关系,相反,印度精英渴望借助美国持久的军事情报安全优势,来制衡快速发展、战略自信不断提升的中国,同时借助中国的产业成功,系统性提升本国的发展水平。因此,地缘政治多元化是印度坚持战略自主的必然策略,不能完全归因于美印关系恶化。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主张“议题分隔处理”或许很诱人。也就是说,中印暂且搁置领土安全争端乃至中印巴三角问题,不谋求解决或强行推进,转而聚焦知识技术转让、对印投资、印度人口红利和服务业活力与中国尖端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以收获积极成果。

然而,分隔说易行难。两国政府都将民族自豪感视为执政合法性的支柱。况且,只有“积极领域”的收益足以抵销搁置“负面议题”的代价时,分隔才能奏效。因此,当前最缺失的是一种积极叙事,即赋予中印关系类似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在公共话语中的厚重分量,如伯格斯坦提出的“G2”构想或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

虽然这些概念在对方政府遇冷,但它们在地区及更广政策圈引发的关注,都体现了提出者的雄心,即为双边关系构建积极愿景。

倡导“南南”合作:平等共治而非主导

在此提一个新提议。中印同为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力量,中国是制造业强国,印度则是拥有突出软实力的数字服务中心。两国都有遍布全球的侨民网络。

合理的前进方向,是中印共同引领南南伙伴关系,携手主导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是一个松散定义的国家群体,这些国家曾遭受殖民或帝国主义侵略,人均GDP和发展水平落后于成熟市场。

这种主导不是霸权式支配或单边决定利益与议程,而是通过提供关键公共产品实现,包括医疗产品(如药品、疫苗、口罩、医疗设备)、可再生能源产品(如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以及更抽象的领域如安全(维和、维护地区秩序)和知识思想(如有关新兴经济体如何把握AI机遇与挑战的研究和理论构建)。

在制造业领域,尽管通过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中国企业将持续专注于高端制造,但它们完全可以借助更开放的印度经济在信息通信技术、英语市场营销与传播等领域的丰富专业经验,提升全球布局与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向外资开放制造业生态,印度企业将受益于与中国同行的技术合作。

最终,可再生能源转型所需的诸多关键产品,可沿中印-东盟走廊大规模生产和销售。

毋庸置疑,印度对国内生产商竞争劣势的担忧是合理的。但一味保护、排斥外部竞争并非长久之计。在合理范围内,印度企业将受益于生态内部竞争水平的提高,同时倒逼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进迟滞已久的市场壁垒改革,进而全方位提升效率,惠及更多印度民众。

至于安全问题,显然北京和新德里无法指望反复无常的特朗普政府维护全球稳定。海湾地区一定程度的安全,应该且可以通过加强南南合作来实现。中印可利用金砖+乃至上合组织等机制召集各方特使,(例如)确保大多数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中印两国都应牢记,不应将全球南方众多寻求自主、善于借力的国家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作为崛起中的大国,重蹈历史上诸多大国的“帝国”覆辙将是致命错误。“共赢”不是单纯的政治口号,更是可持续、成本更低的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