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偏好呈现出种种“剧变”迹象。从针对全球、不分敌友的“解放日”关税战，到以稀土换军援、以赴美投资换解除制裁等赤裸裸的交易主义倾向，再到通过胁迫甚至威胁动武来重新划定领土边界，如此种种，似乎正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既有特征和运行模式付之一炬。

对于上述现象，从历史思维、美国国内变化视角和国际变局高度予以看待，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变化本质。

从历史上看，当前美国外交偏好的变化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可称为新的“回归历史”。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曾系统梳理美国建国以来外交政策的演进逻辑，以四任总统的外交理念和实践为基础，归纳出四大流派：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即鲜明主张以关税保护、金融霸权等经济手段维护美国利益，强调联邦政府对商业的介入。曾任常务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在其新著中指出美国外交存在“五个传统”，首要便是“聚焦北美洲基本盘”，“这决定了美国地理、幅员、边境、人口、共和国的性质、安全、经济和邻国关系”。寻迹上述历史，特朗普的贸易、移民政策以及对邻国动武威胁等举措，实为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有鉴于此，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的国内政策重在所谓的“回归常识”，其对外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可概括为“回归历史”。

从内外政策的联动看，当前美国外交偏好之变本质上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维护的是当权阶层的利益。作为由大大小小、盘根错节、多元利益集团构成的复杂国家，美国政治运作无不体现利益集团的特征，外交政策也是国内各派利益集团复杂博弈的结果。特朗普的“关税战”虽然打着“对等”“维护美国利益”旗号，但本质上是对国内特定产业、特定州地层面的政策倾斜。针对移民、边境管控、禁毒等焦点内政问题，特朗普不仅是维护其所称的“国家安全”，更深层是回应支持群体的利益诉求，因为维护执政基本盘是其相关政策的核心考量。在加密币、科技监管等领域，特朗普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和针对前任政府政策的重大逆转，更加突出地表现为对特定行业乃至特定个人的“利益输送”。当然，单纯从其外交政策调整的驱动力看，关注国家利益而非国际主义、重视现实利益而非“规则”“规范”“同盟”之类，均属目前特朗普政府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和利益的鲜明特征。

从国际变局看，外交偏好的种种变化也是美国认识变局、应对变局的新路径尝试。2023年4月，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提出“新华盛顿共识”，从根本上反思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强化产业政策、振兴制造业，建立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马尔科·鲁比奥在今年1月出任国务卿的提名听证会上宣称，“战后的全球秩序不仅过时，而且已经成为用来对付美国的武器”。美国两党高层的上述代表性言论，反映的是美国精英阶层对当前国际形势之变和美国政策调整之需的深刻反思。虽然政策倾向多处对立，但两党均认识到，美国急需通过新的政策路径来应对当前国际变局，否则“霸权地位”恐无从支撑、难以持续。出于这些考虑，美国的全球战略、地缘重点、盟伴体系等战略布局，以及对外政策工具的运用、外交风格等战术特征，在当前及未来时期势必呈现新的变化。

美国识变应变的诸多政策调整能在多大程度上撑住“美国霸权”，效果显然存疑。特朗普政府对盟友和伙伴利益的不屑一顾，对利益交换的痴迷，加之政策变化的不可预测性，正在前所未有地加剧国际社会的“疑美论”认知。多项民调显示，包括盟国在内的多国对美认知陷入低谷。美国不仅存在深刻的国内治理危机，在国际社会也正面临愈发增强的信任危机。内外危机的共振不仅消弭了美国在关税等方面的短期收益，也越来越导致其在移民、签证、科技监管等领域内外政策协同的难度增大，从而消耗其长期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