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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糟糕透顶的领导失败

20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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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期间,领导力——即帮助人们制定并实现目标的能力——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证明了这一点,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种族隔离制转型时期也证明了这一点。

依照这些历史标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都失败了。他们在疫情应对初期都没有向公众通报情况,让他们了解情况,从而造成了生命损失。由于一系列的失误,世界也许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或实施“新冠马歇尔计划”的时间窗口。

研究领导能力的理论家们将领导者分为“变革型”和“交易型”。后者试图采用寻常手段处理各种情况,前者则会努力改变现状。

当然,变革型领导者并不总是成功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试图通过入侵伊拉克重塑中东,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相比之下,他的父亲、前总统老布什虽然更具交易型风格,但他也拥有管控共产主义在欧洲垮台后世界局势流变的本事。冷战结束,德国统一并归队西方,其间一枪未开。

不管领导者是什么风格,他们都能对群体的认同感产生巨大影响力,这种力量可以把“我”和“你”转变成“我们”。懒惰的领导者总是要强化现状,利用已有的分歧动员人们支持自己,正如特朗普所做的那样。而高效的变革型领导者则能对一个社会的道德品质产生深远影响。就如曼德拉,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南非黑人为基本盘,寻求报复数十年来遭受的不公。然而,他却坚持不懈地拓宽其追随者的身份。

同样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德国在70年中第三次入侵法国)结束后,法国外交官让·莫奈得出结论,复仇只会让悲剧重演。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设计了欧洲煤钢联合生产计划,这一安排最终演变成为欧盟。

这些成就并不是必然有的。当我们的目光超越家人和最亲密的同伴,我们会发现,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是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没有谁直接与同一国籍的其他数百万人有共同的经历,但在过去一两个世纪里,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却让人们愿意为之牺牲。

然而,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威胁没有国籍之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多数人都归属于一些相互重叠的想象共同体,如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专业的,领导人也不必为了动员人们的支持或团结而去迎合那些最狭隘的身份认同。

新冠大流行的暴发代表着施展变革型领导的机会。一位变革型领导者本可以早点出来说明情况,因为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不可能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来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浪费了这个机会,他们二人都没有意识到权力的行使本可以成为一场正和博弈。他们本可以用权力共享,而不是权力凌驾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在许多跨国事务上,赋予他国权力可以帮助美国这样的国家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强化其公共卫生体系,或减少碳排放,那么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都会受益。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网络是权力的关键来源,而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上,网络联系最多的国家——即最有能力吸引合作伙伴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

美国未来安全与繁荣的关键,是要了解“权力共享”的重要性以及何为“权力凌驾”,就此而言,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令人沮丧。问题不在于“美国优先”这个口号(每个国家都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在于特朗普如何定义美国的利益。他只专注于通过零和交易实现短期收益,而很少关注由制度、联盟和互惠所提供的长期利益。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美国已经放弃了追求长期开明的自我利益的传统。但是,特朗普政府还是能从1945年以来美国总统所获成功的背后汲取经验,这些在我的近著《道德重要么?从罗斯福到特朗普时期的总统与外交政策》当中有描述。事实上,美国仍然可以推出仿照“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计划。

正如亨利·基辛格最近指出的,今天的领导者应该选择走一条改善国际复原能力的合作之路。特朗普可以要求召开G20紧急峰会或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以建立双边和多边框架加强合作,而不是一味诉诸竞争性宣传。

特朗普还可以指出,新一轮疫情将给较贫穷国家带来格外沉重的打击,而南方国家暴发的新疫情又会向北扩散,进而伤害到所有人。需要记住的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在第二波疫情中丧生的人比第一波更多。一位变革型领导者会让美国公众明白,为一个新的、面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新冠基金慷慨解囊将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倘若一位美国丘吉尔或美国曼德拉以这种方式教育公众的话,这场大流行就可以为改善世界政治开辟出一条道路。不过很遗憾,我们也许已经错失变革型领导的时机,病毒也许只会加剧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有的民粹民族主义和对技术的专制滥用。领导力的失败总是令人惋惜,危机当头的时候更是如此。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n Abysmal Failure of Leadership”(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