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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应关注美国“中国通”的对华认知代沟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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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的文章。文中一个重要观点是,美国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产生逐渐清晰的代际分野,即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认知问题上更趋负面,在对华政策主张上比老一代更强硬、也更趋攻击性。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老一代“中国通”里不乏强硬派,新一代“中国通”里也存在知华派,但就整体而言,新生代“中国通”在对华认知和外交政策主张上确实与老一代有明显不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我们熟知的中美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等时代背景变化外,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时代经历的差异。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性格的人,美国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大都是“婴儿潮”一代,这代人对于战争的毁灭性和冷战带来的紧张感有着真实的感受与记忆,他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情绪较强。这代人还经历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经历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更懂得接触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而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大多成长于冷战结束前后美国顺风顺水的这段历史时期,美国“不战而胜”、“历史终结”所带来的那种骄傲,美国引领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所带来的那种自信,根植于部分学者的内心深处。他们对苏联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差异性认知较弱,因而相较于老一辈,其对当前中国崛起的恐惧感更强、包容性更弱。

二是学科训练差异。美国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其后的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积淀,又大都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对中国问题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而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接受的学术训练更加专业化和模式化,研究的问题更加单一和细化,研究方法更加偏向量化等科学方法,不少学者凭借对某一专业问题的研究而快速跻身对华决策圈。由于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系统全面的理解,在面对一个宏大的战略问题时,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

三是发展环境差异。与老一辈相比,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发展环境相对更复杂。在自媒体发达、西方民粹主义泛滥的今天,美国新生代学者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反全球化、反精英、回归极端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环境,不得不面对一个处处讲求“美国优先”、希望通过挑动外部矛盾缓解国内矛盾的新型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不是精英塑造大众舆论,而是大众舆论塑造精英”的新型媒体环境。为了迎合特朗普政府新的政治正确,以及部分民众的新胃口,新一代“中国通”们不得不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激进。

美国的“中国通”们既是引导美国民众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引路者,也是中美两国决策圈相互沟通、增信释疑的桥梁。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与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们的付出与努力密不可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终将成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中间力量,我们需要关注和警惕美国新一代“中国通”正在形成的消极对华观,其强硬偏激的对华政策观点不仅会加剧中美两国舆论氛围的恶化,引导中美两国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更会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埋下战略隐患。那么,应当如何引导新生代“中国通”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呢?

首先,百闻不如一见。更多的美国中国问题青年专家应该实地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与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交流。不仅要去北京上海等较为发达的城市,还应深入到中国乡村、基层、广大西部地区,既要看到中国快速崛起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另一面,从而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

其次,真理越辩越明。越是关系紧张的时刻,越是需要通畅的互动与沟通。相较于奥巴马时期,当前中美两国的战略对话已明显弱化,此时二轨对话应发挥更大作用,双方学者应该勇敢站出来,用学术语言去交流与辩论,用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引导两国舆论。可以主动设置议题,通过联合研究、共同发文等形式,引导两国民众更多地参与到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思考和辩论当中。

最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100周年,两国学者应该共同回望百年学科进展,共同加强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历史的研究,探寻破解大国冲突的路径和方法。今年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两国学者可以此为契机,梳理中国外交70年的变化和中美关系40年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为下一个4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