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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刚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是时候酝酿形成对美新战略了

2019-06-04

这个初夏无疑令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人们极度沮丧。中美贸易谈判急转直下,特朗普政府以中国“推翻已有承诺”为借口,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征税幅度提高到25%,另3000亿美元加税计划正由贸易代表办公室履行征求意见程序,经国会听证后最早可能在6月下旬正式出台。

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真正挑战并非如何应对贸易战,而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调整。一年多前,被鹰派和右翼把持的特朗普政府通过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等指导性文件,在决策层面吹响了将中国定为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头号“战略竞争者”的号角,决定以“全政府战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此后,白宫放任不同行政机构和“暗深势力”纷纷推出加强对华防范遏制力度的部门政策和专项行动。美国军方则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以压迫和挑衅的方式在南海中国岛礁附近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以更高频率穿越台湾海峡,并在中国周边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

就在中美贸易谈判局势发生逆转的同时,5月12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无异议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继《台湾旅行法》后使已趋紧张的台海局势雪上加霜,美方日益松动的“一个中国”原则更加脆弱。5月15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在切断华为供应链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些举动进一步加剧了两国摩擦的烈度,把中美关系推向悬崖边缘。目前所能直接观察到的后果,一是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希望更加渺茫,最近的可能时点至少已推迟到年尾APEC会议前后,而关税大战对两国经济运行的冲击也在深化,分别加重着中国的滞胀和美国的通胀压力,再延宕一年半载足以将全球经济拖回衰退轨道。二是中美经贸、科技、投资、教育、人才、文化领域“脱钩”倾向更加明显并产生外溢效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市场随之面临分裂压力,全球化的“二元化”已成为各方认真研究的问题。三是中国国内受害意识、反美情绪高涨,逼近亢奋界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高收入阶层是这一轮反美情绪的主力,这意味着维系两国合作基本面的政策基础在中国国内受到削蚀。四是台湾问题的危险因素受到刺激,“台独”冒险主义正在被唤醒,蔡英文当局已明确要“抓住机遇”推动台资离陆和与美国商签自贸协定,向美方索购先进战机、潜艇技术的企图也在蠢蠢欲动。五是两国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地区的海上正面较量表面化、常态化,中美战略竞争的海权博弈色彩更加突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大面积“灰色地带”,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上升。

受这些趋势的现实发展触动,两国战略学界纷纷进一步下调对双边关系走势的预期,不再认为某种形式的冷战在中美之间绝对可以避免,转而判断局部冷战比如“技术冷战”事实上已经发生。在美国国内,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关系不仅已经跨过了兰普顿所说的“临界点”,也开始渡过“卢比康河”,以不可遏阻之势展开一场“全政府”、“宽领域”的战略竞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正试图“重组全球化”,将中国赶出现有的美国居于高端的供应链,如果这种努力不奏效,就拉盟友伙伴基于各种双边和小多边安排另组一套遵循更高标准和排他性规则的新体系,留中国在旧体系架构中自我消耗。

美国的所作所为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击碎了它长期以来在中国知识阶层和公民社会中营造起来的声誉。首先,美国一贯声称它乐见稳定繁荣的中国和平崛起,然而当中国真正崛起到具备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竞争力时,美国露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破坏百姓福祉打压新兴大国的真面目。第二,特朗普政府为压制中国企业不惜滥用国家手段、行政法规,打破了美国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竞争和“小政府大市场”神话。第三,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面之一是支持中国的市场化方向,这在特朗普时期至少口头上得到了继承,然而贸易战形势下最先承压受损的是中国民营经济。中国承接出口订单的主力是民营企业,培育出世界级互联网产品的也是民营企业,美方的封锁和中方的应对在事实上起到了打压中国市场经济基础的作用,不能不令人怀疑美国的意图是改变中国的体制,将中国推回到闭关锁国的“自消耗”状态。

美国在中国的“人设”正在崩塌,这与两国今后各自国内政策的走向相关联,使一些与对方影响相切割的政策更容易进行动员和得到呼应,而国内政治的进一步变化反过来又必然对对外政策的基本形态产生塑造作用。

美国对中国的“勒索”正在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其过高要价直指中国领导人的权威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触及中方核心利益,意味着中国退无可退,只能以坚决有力的斗争和逐领域的博弈顶住压力,同时加紧培育自身基础研发能力和国内消费市场,加强应对经济、军事领域最坏情况的准备,走自主发展、自主创新道路,锻造防风险扛外压能力。这将导致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合作方向与模式的更深层调整转变,而不仅仅限于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分布。这条路线不会因中美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而转移,恐怕是贸易战推动中国国内形成的最大共识。

次级共识体现在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方面。在中国国内,围绕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变化进行的讨论起步较晚,但在美国密集行动的刺激下已直接进入聚焦“怎么办”的阶段。现在,中国战略界已基本认同这样的判断: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美国目前的调整不是特朗普个人的调整,而具有跨党派跨任期的长期性,整个美国已做出压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超强地位的战略选择。未来中美之争既非简单利益之争,也非片面地缘战略之争,而是两种发展模式、两套价值理念、两种秩序观之争。即便贸易协定达成,也不可能是两国经贸摩擦的“终点”,而将是更大规模更广范围长期冲突博弈的“起点”。

当下一大问题是,美国已经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外部市场和机遇蜕变为最大的挑战和压力源。面对这样的变化,中国是否需要推出新的对美战略和政策,这样的战略和政策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华为事件升级后,中国国内已有重要媒体人在呼吁“中国有必要把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挑战调整为国家安全考量的重心和主线”。制定新的对美战略对中国来说日益具有紧迫性,但任何一套战略都需要时间进行充分的思考、讨论和编制,在一件又一件具体事情的处理过程中逐步形成,也需要设计好它与全局战略之间的关系。显然,面对特朗普政府一轮又一轮鲁莽出招,仍显得有些错愕的中国还没有做足这方面的铺垫和准备。即使在美国国内,尽管加强对华遏制的共识已经形成,新的对华战略也还缺乏明确的框架和内容。

固然,中美各自对对方的新战略都少不了博弈斗争、竞争合作、对话沟通、风险和危机管控以及自身价值观护持等老生常谈的内容,但对中国来说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如果要形成一套新的对美战略,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果不能明确做答,会不会成为无本之木,或者走向战略轻浮?中国的对美关系从来都是和改革开放大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面锁定竞争和对抗,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如何调整布局?这同样是中国在制定对美新战略时需要考虑清楚的。

也许到了该酝酿形成对美新战略的时候了。掀起这样的讨论,有助于帮助中国国内各界看清自己、看清美国、看清世界,找准未来应走的路。而在讨论出成果之前,中美关系当中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事件还将持续不断上演,中国无论是否做好了准备,都需要一个接一个地做出反应,而中美相互反应的结果以及在此过程中激起的情绪叠加,也将对新战略的形成产生不可低估的塑造作用。此外需要引起警觉的是,当两个竞争大国各自在针对对方的政策中都突出强调“做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时,最坏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