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重新成为G7、G20焦点议题。全球经济失衡是客观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其形成与演化源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国际货币体系、各国储蓄投资结构等多重深层因素，绝非一国所能主导或造成。将“再平衡”工具化为针对某一国的单边施压和规则排斥，只会加剧全球性保护主义与碎片化。

随着中国贸易顺差创纪录地突破万亿美元，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失衡”出现新一轮担忧，甚至将“巨额顺差”等同于“中国冲击”“中国威胁”。事实上，巨额贸易顺差并不是单一政策“操控”的产物，而是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果。几十年来，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成熟配套的分工网络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枢纽，大量中间品从日韩、台湾地区流向中国，最终产品再销往欧美。在以原产地为基础的传统统计体系中，中间品被多次重复计算，这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虚高。

从结构上看，中国外贸长期是“初级产品逆差、工业制成品顺差”，能源、大宗商品大量进口与制造业制成品强劲出口并存。近年来，伴随中国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以及商品附加值的增加，高技术产品、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实现了净出口，这意味着贸易顺差越来越来自于技术、产业升级，而非低成本的要素优势。这种顺差更多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而不是中国单方面进行掠夺式贸易。

更进一步讲，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仅体现在贸易差额上，也体现为金融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均衡。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凭借提供核心储备资产、输出美元流动性，在积累大量外债的同时，获得铸币税和低成本融资的“金融特权”。美国对外净负债，联邦债务规模不断增大，却没有出现典型的债务危机，原因在于全球过半外汇储备及国际贸易都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各国因对美贸易顺差而配置美债等美元资产，形成美元回流承接美国债务的闭环。美国长期以来存在低储蓄率、高财政赤字、产业空心化的状况，居民高消费与政府高赤字导致国内总需求一直大于总供给，供需缺口只能依靠海外商品进口填补，天然形成常态化贸易逆差。制造业外迁、资本全球布局是跨国企业基于资本效率与全球资源配置产生的结果，进一步放大了美国本土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其实，全球经济失衡并不是一个新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对失衡问题的关注一度达到高潮。然而，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底层驱动逻辑、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潜在风险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年来，“经济失衡”已演变为地缘经济博弈的手段，一些国家用“纠正失衡”的名义对中国相关优势产业及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实行补贴调查或设置技术、环保门槛，意图从规制和制度上遏制中国产业链向高端迈进，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改善全球失衡状况，反而会加深全球经济的分裂以及制度对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评估表明，疫情之后全球顺差和逆差的绝对规模均有所增大。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主要以中美为主的“双极失衡”相比，当下的全球失衡格局是多极化的、阵营化的、长期化的。美国的逆差进一步扩大，中国维持着巨额顺差，欧元区内部则存在德国、荷兰等顺差国与法国、意大利等逆差国的明显分化。

地缘政治碎片化、供应链阵营化正将结构失衡“锁死”。美欧推行“制造回流”“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表面上是为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实则却造成效率损失、成本上升，推高中长期通胀压力。高科技产业链的阵营化又拉高了全球创新成本，导致福利下降。对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替代国”而言，夹在大国阵营之间被动选边，往往意味着产业布局受制于政治周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比较优势。

实践表明，试图通过大规模关税手段来纠正失衡收效甚微。关税属于负向供给冲击，抬高成本、抑制贸易投资，对一国经常账户余额的结构影响很小，更易造成贸易流向在伙伴国之间“转移”，而非总逆差实质性收窄。2025年，即便美国对华逆差大幅下降，但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依然创历史新高，这充分表明用关税来治理失衡只是改变了逆差的地域分布，并没有解决失衡的根本性问题。

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由单一国家“制造”，也不能靠单方面施压来“纠正”。有效的再平衡要以“对称调整、共同担责”为原则，不能把责任简单地推给顺差国。

一方面，主要顺差国不能过分依靠外需，而应该不断扩大内需，改善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过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以更加均衡的结构参与全球分工。另一方面，主要逆差国也要通过削减过度财政支出、提高国民储蓄率、重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供给能力，来弥补消费性投资的结构失衡。

此外，还应依托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等多边机制，创建顺差国与逆差国对称参与的全球治理架构。在贸易领域，要加快推进世贸组织现代化改革，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正当发展权利的制度性保障，防止“再平衡”被异化为排他性小圈子的规则。在金融领域，应稳步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改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构成，降低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减小美元周期性潮汐给全球资本流动和宏观稳定造成的干扰。

全球经济再平衡无法依靠“零和博弈”达成，也不能以胁迫的方式来实现。各国只有放弃阵营对抗思维，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协调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公平、有序、可持续的全球再平衡，从而让全球化红利能够在国家及国内不同阶层之间得到更合理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