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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关税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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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特朗普2.0时代非自由贸易的终结

2025-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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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告诉我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换句话说,1991年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肆无忌惮发展的好日子不仅已经见顶,而且基本上已经终结。在这样的时代,将自由贸易说成是好事不仅听起来有些过时,或许从某些西方国家舆情看来,乃政治自杀。

这氛围固然要归功于近十年冒起的民粹主义浪潮。它不仅将特朗普、奥尔班、约翰逊和米莱推上台,也助长了诸如德国选择党和法国国民联盟等的排外运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导致供应链断裂和重组,再加上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不断加高,更加剧了这种转变。

由此可见,“丧钟”论并非完全错误,尽管频繁重复这种论调往往导致与现实不符的宿命式论断。4月2日,特朗普这位声称“关税”是他字典中最喜爱词汇的民粹主义者宣布临时实施“对等关税”。但七天后,他又同意暂停实施这些关税90天。

接下来两个月的局势发展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套路:特朗普先是威胁大幅提高针对关键贸易伙伴的关税,让债券市场和股市出现灾难性恐慌,试图迫使焦躁不安的美国的盟友寻求妥协。几周后,特朗普却又会退让,宣布已经达成协议。为此出现了一个术语——TACO(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

特朗普保护主义为何不会从根本上摧毁全球贸易

特朗普保护主义给全球贸易造成致命打击的说法,忽略了三个重要事实。

首先,尽管特朗普可能倾向于实施更多贸易限制,但其也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初步证据似乎表明,在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执政前100天里,通胀低于预期。但是,真正对美国金融体制所出现的威胁在于「对等关税」宣布后,股市与债券价格「双杀」的状况,因为这正意味着,「在宏观经济动荡时美国国债是安全资产」这一长期市场认知,再也不是铁板定律。再加上中国策略性地将稀土武器化,阻碍了美国国内汽车制造商的生产,这给特朗普施加了庞大压力,也导致他最近几周的政策急剧转变。中美代表团在日内瓦和伦敦的会谈,就是明证。

其次,特朗普重返白宫,只是后工业化时代失望的西方民众对自由贸易产生更深层次反感的症状,而非所谓的「病因」。与国家间不平等相比,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全球化也让一小部分特权精英致富,而他们的成功被普遍认为是以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的。特朗普主义根植于这种看似拥有道德意味的不满,并受虚无主义的愤怒所驱动,它是这一潜在力量的表现形式和受益方,但非主要传播者。

第三,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世界其他国家陆续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继续保持全球贸易运转。以东南亚和阿拉伯湾这两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不仅大力宣扬地区贸易,还分别承诺增加区域间贸易。预测显示,海合会与东盟的贸易额将从2020年的130亿美元飙升至2030年的6820亿美元,十年内年增长率达到7.1%。

然而,或许早已不复存在的,是长期以来美国文化中与全球各国所达成的不明文“契约”(不是和平协议,因为它不完全是和平的),也就是:美国将引领世界走向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为结盟各方提供贸易收入这一公共品,以换取其他国家在地缘政治与战略国防等问题上的忠诚。这一“契约”正面临翻天覆地的变更。

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制的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隐性契约出现不稳定性并不意味着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的“终结”。即使真出现这种结果,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也将是一个非线性、不均衡且极其漫长的过程。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穆斯·奥古斯都倒台后,西罗马帝国真正走向“衰落”需时200多年。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军事和经济强国。那些声称美国整体实力已不复存在的人,应该三思自己的说法,不能过度鲁莽地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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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确实看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正走向终结,在这个体系里,美国是所有经济和商业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仲裁者。以下三个预测与美国暂且保存相当影响力这一点,并无矛盾:

首先,没有美国参与的自贸协定将不断兴起和发展。上任伊始,特朗普就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因为他料想各成员国最终会对美国的要求让步(后来证明这是妄想)。最新的结果是出现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美国没有加入。如今,就经济总量和人口而言的史上最大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同样不包括美国,该协定极大地受益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技术进步,以及印尼、越南等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实力。

这些协议并非空洞无物。近年来,欧盟和东盟已超越美国,分别成为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头把交椅”在这二者间频繁交替。2018年,对美出口占中国GDP的3.5%,五年后降至2.9%,在相当短时间内降幅巨大(近1/5)。随着中国不断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加入的区域协议将蓬勃发展,尽管存在一些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副作用。

其次,把不同地域国家聚在一起的小型多边经济机构将异常突出,不仅在原材料直接贸易方面,也在塑造并决定货币和资本流动方面。“金砖+”的出现证明,那些已经受够美国单方面胁迫、哄骗和谴责的经济体能够且将寻求在贸易法规、资本流动和商业协定方面协调一致。尽管“金砖+”机制目前仍不够有力,但未来几十年,在发展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跨境融资、强化数字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它仍存在巨大潜力。

因此,在寻求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小型横向联合过程中,中国必须保持警惕,不能像对发达经济体那样,疏远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中欧关系依然有争议,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或地缘战略分歧,也因为过去十年双方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发达的欧洲经济体(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政客认为,有必要对他们眼里过于廉价且竞争力过强的中国商品口诛笔伐,甚至采取政策予以反击。“产能过剩”之说显然带有政治色彩,但这种批评也有一定道理。实际上,提振内需,消化过多产出,进行经济再平衡,这也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因为中国不能也不应完全依赖以出口为主的国际贸易方式。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地位上升,世界期待中国承担消费责任,无论是通过进口还是转而把部分出口商品卖给其快速增长的中产和中上阶层。

最后一个点涉及低关税和开放经济体的作用。在关税再次盛行的时代,那些愿意减少贸易壁垒的经济体能且一定会受益。例如,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这便是《基本法》规定的。香港选择不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对等关税,而中国大陆则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了对等关税。如果中美之间的关税继续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香港就有空间恢复其历史角色,即作为转口港,将美国和中国商品转口给大陆居民和美国游客。现在,经济自由地区应加快步伐,践行无障碍货物与服务贸易的精神。

自由贸易仍可继续存在,但形式必然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