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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之后

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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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中美冲突左右了有关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争论,这是有原因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之前威胁和指责就早已存在,如今这些语言变成了行动。过去17个月里,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卷入上世纪30年代初以来最激烈的关税战。美国把贸易政策武器化,将矛头对准华为等所谓有特定威胁的公司,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场战役的战线。

看着世界两大经济巨头这场史诗之战的每一处曲折,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到内疚。首先,这是用经济武器打的一场政治冲突战,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可能持续不断。这当然意味着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前景基本上得取决于美中两国的政治态势。

由此,10月11日大张旗鼓宣布的所谓第一阶段“瘦版”贸易协议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虽然协议即使完成也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影响,但它发出一个强烈的暗示,特朗普终于受够了这场贸易战。受国内政治麻烦的消耗,尤其是弹劾和近在眼前的2020年大选,宣布胜利并以此对付国内问题符合特朗普的利益。

中方也巴不得结束贸易战。一党制国家的政治学显然完全不同,但在主权核心原则和世纪中叶的复兴、增长和发展目标抱负上,中国领导层是不会让步的。同时,经济下行压力无疑存在,但中国的决策者们决心把近三年的去杠杆运动进行到底——这也是当前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自我因素。他们应该更渴望解决中美冲突带来的与贸易相关的压力。

故此,两国的政治考量渐趋一致,双方都寻求挽回颜面的停战。出现其他复杂情况的风险一直存在,最近就冒出香港事件和中国新疆事态被披露。但至少在目前,贸易战政治更多指向缓和,而非加剧紧张局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若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我们就有必要思考贸易战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有几种可能性排在我思考清单的前列:去全球化、脱钩和贸易转移。

去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与一战到大萧条期间不光彩结束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一样,当前的浪潮也产生巨大的反弹。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再现其丑恶面目,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紧张——因为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将破坏就业安全的担心而加剧——支配着政治话语。然而,标志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终止的高潮事件是上世纪30年代初全球贸易暴跌60%。虽说目前存在政治功能障碍,但今天出现类似结果的可能性极小。

全球脱钩也不可能。过去25年全球价值链的爆发式增长,说明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互相交织。它使全球竞争从过去具体的国家范式,转变为投入、组件、设计、组装等分部广泛的平台之间更加碎片化的竞争。IMF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93年到2013年这20年当中,全球价值链对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贡献率达73%。运输成本下降趋势的不可逆转,物流和寻源采购的技术突破,这些使支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联系不存在脱钩风险。

贸易转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如我一直指出的,双边贸易冲突,甚至双边脱钩,都解决不了多边失衡问题。向众多贸易伙伴中的一个施压有可能适得其反,而这正是美国在做的事情。美国压制中国,为的是减少它与102个国家的贸易逆差。由于美国的多边贸易逆差所反映的是国内储蓄严重不足,随着联邦预算赤字趋向失控,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糟。不解决长期以来的储蓄问题,一味针对中国,将意味着把多边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的部分转移给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这种转移会使贸易转向成本更高的海外供应源,其作用等同于给美国消费者加税。

无论贸易停战与否,美中之间的长期经济战都已经打响。当前的停火,不过是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冷战式冲突当中的政治权宜之计。这应该让美国感到担忧,因为它缺少一个长期战略框架。而中国则不同,《孙子兵法》已经给出信息:当你做到深谋远虑……就可以不战而胜。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fter the US-China Trade War”(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