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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贸易战 朝鲜问题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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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华为事件凸显中美长线博弈风险

201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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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世界最重大事件,如何处理两国延续40年的和平贸易关系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贸易战开打以来,双方除了各自的超强备战动员与关税对等升级之外,其实都非常小心避免真正落入“修昔底德陷阱”。12月1日,双方最高领导人阿根廷峰会达成“90日”休战协议,以便促成更为具体和建设性协议的签署。然而,华为孟晚舟案很快将这种和解氛围和预期置于困难境地。由于华为事关5G主导权及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国际标准之争,中国以史无前例的“外交保护”总动员对个体公民展开多层次保护,从政治和法律两方面入手,最终促成加拿大司法当局作出有条件保释的决定。然而,案件还将经历引渡听证裁决程序,若引渡成功,美国正式立案,则中美贸易战长线博弈又将增加颇多变数与复杂性。

孟晚舟案是继中兴违禁案、京东刘强东案之后涉及中国巨型企业高管的最新案件,它与中兴案等针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与市场占有份额的司法案件,被普遍认为存在“司法政治化”嫌疑,是美国集中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国际性发展的政治性操作。孟晚舟案中,加拿大显然是配角,是根据美加司法互助协议并在美国检方请求下实施的司法协助行为,本身不涉及对孟晚舟的任何实体性审判。整个进程尽管疑点重重,但一直以法律程序形式呈现,以司法独立为掩护,直到特朗普表态可以根据贸易谈判需要加以干预时,其政治化面向才得以暴露。特朗普甚至考虑了不引渡的可能性,果真如此,则加拿大将处于孤立对抗中国的尴尬境地,不仅只能以不引渡结案,无罪释放,而且还将承受中国的相应制裁。中国官方已经明确声明,加拿大必须为无故损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承担全部责任。

美加的司法政治化操作是缺乏合法正当依据的。其一,华为并未直接从事对伊朗的违禁交易,美加需要检控的直接对象应当是香港依泰公司(Skycom),现有案情表明美加司法当局“刺破法人面纱”证据不足。其二,美国对伊朗的贸易禁令是美国国内法,而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关系遵循的是WTO国际法及伊核协议,即便最终证据证明华为存在与伊朗的交易关系,美国的“长臂管辖”也是不合法的,存在对实证国际法秩序的严重破坏。其三,加拿大与本案并无法律上的必要利害关系,其与美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也不必然导致其采取紧密配合的司法行为,加拿大司法当局的政策裁量与选择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双重缺陷。其四,加拿大具体司法措施中,对嫌疑人孟晚舟实施手铐脚镣禁制,羞辱人格,有罪推定,不符合自身宪法的正当程序及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要求。

中国此次针对自身企业及公民海外利益的保护,显示出政治与法律层面的成熟操作及配合。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一方面合理调节和引导舆论,在民族主义情绪和涉外法律程序方面寻求恰当的平衡,另一方面则及时对美加“司法政治化”操作采取了直接政治抗议和压力措施。就法律层面而言,中方积极准备和参与加拿大的有关司法程序,包括已经完成的保释听证会,利用加拿大有关法律提供的辩护余地争取最大化的权益。有条件保释本身,就是在华为事件上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事关企业利益和前途,也事关国家战略利益,如果国家层面保护不力,就可能导致这些企业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空间。华为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标志性企业,是通讯行业5G标准的“准立法者”,对华为的海外利益最强保护就是对国家战略利益的直接保护。

华为事件显然不是美国常规司法的孤立案件,而是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极限施压”的棋子性案件。这一判断并非来自特朗普不经意的“证言”,更来自美国朝野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跨党派政治共识。美加官方多数人是心照不宣,特朗普则是看破又说破。无论是否作为贸易谈判棋子,实际上该案一经披露,就已经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宏观程序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影响力了。这当然表明中国企业国际化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海外风险,这些风险有些是纯粹法律的,有些则是政治的,尽管可能以法律程序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个案而言,我们固然可以建议中国企业加强合规能力建设,更注重遵守所在国法律,然而面对贸易战背景下“司法政治化”带来的泛政治风险,孤立的企业合规与维权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国家层面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加以支撑。

华为事件也是美加司法当局制造的一个“恶”的先例。其一,司法政治化损害了美加宪政体制中的司法独立与三权分立,已经引起其国内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其二,它破坏了全球贸易关系中的互惠保护原则,将各国企业家与企业利益置于危险境地,已有不少美国企业家担心中国的对等报复。其三,中美贸易谈判正在艰难推进之中,美方此举貌似狡诈,实质愚蠢,可能导致其在贸易谈判中逆向补偿中国以修复关系裂痕。其四,案件最终结果可能损害美加司法互助关系,即美国很可能基于中美贸易谈判大局不引渡,加拿大单方面做恶人,不仅得罪中国,也会怨恨美国,从而成为最大受害者。

总之,华为孟晚舟事件尽管仍在司法程序之中,但美加的“司法政治化”已经非常明显。该案并不符合引渡的法律要件,若硬性引渡必然造成中美贸易谈判进程逆转。也可能出现转机,比如孟晚舟律师方以特朗普言论为依据提出政治理由不引渡,加拿大法院予以采纳而结案。案情可能不会如此简单,因而仍然需要国家层面持续的海外利益保护,尤其是与美国的直接交涉与抗争。无论如何结案,中美长线博弈的系统性风险都需要认真研判和应对,中国企业与公民的海外利益保护也需要更完备的制度体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