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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脱钩 关税
  • 马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

特朗普“可负担性”政策的潜在风险

2026-01-20

近期,以“亲商减税”“放松管制”为核心经济主张的特朗普政府,密集推出一系列聚焦“可负担性”的政策举措。从呼吁设定10%信用卡利率上限,到禁止大型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再到指示房利美和房地美购入2000亿美元抵押贷款债券,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打破了特朗普长期以来的政策惯性,更在华尔街引发震荡,使曾经视其为盟友的金融界不得不陷入防御姿态。

从政策动因看,特朗普此次转向的核心驱动力是严峻的选举压力与民众对生活成本的不满。尽管特朗普政府多次宣称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数据揭示的真相却很残酷。美国物价较五年前上涨约25%,住房、医疗、食品、能源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价格涨幅持续高企。2025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虽与整体通胀率持平,但一些细分领域涨幅明显,住房环比上涨0.4%,医疗保健环比上涨0.4%,食品环比上涨0.7%,能源环比上涨1%,能源相关费用及租房、家庭保险同比涨幅更远超整体通胀水平。这种结构性通胀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冲击尤为强烈,使其收入增长被物价上涨吞噬。受通胀加剧影响,5月起工资增长陷入停滞,生产和非管理人员实际平均时薪甚至下降 0.2%,截至12月平均时薪仅比前12个月增长1.1%,且因政府停摆10 月、11月数据缺失,民众对财务状况的焦虑感持续攀升。

与此同时,选举信号也迫使特朗普调整政策重心。2025年11月美国多场州级和地方选举中,聚焦“可负担性”的民主党候选人接连获胜。弗吉尼亚州长、新泽西州长及纽约市长职位均被民主党收入囊中,这些结果被视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重要风向标。对特朗普而言,若共和党失去国会控制权,不仅其后续政策推行将举步维艰,他本人甚至可能面临弹劾风险。在此背景下,“可负担性”成为特朗普争夺选民支持的关键抓手,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推出,本质上是为了缓解民众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扭转共和党在选举中的不利局面。

从政策内容与短期效果来看,特朗普“可负担性”政策呈现出针对性强但覆盖面有限的特点,部分举措能为特定群体带来短期利好,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信贷成本管控方面,特朗普提出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据估算每年可为美国家庭节省约1000亿美元利息,这对依赖信用卡周转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短期内确实能减轻债务压力。在住房领域,房利美和房地美购入2000亿美元抵押贷款债券的计划,预计可使抵押贷款利率下降0.2到0.25个百分点,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购房者的月供负担。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提出利用关税收入向多数美国人发放至少2000美元补贴,以及控制数据中心电费等措施,试图通过直接干预市场价格的方式,快速回应民众对“可负担性”的诉求。

然而,这些政策的潜在风险和长期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从金融市场反应看,特朗普的政策转向已引发华尔街强烈反弹。限制信用卡利率的提议直接导致大型信用卡发行商股价下跌,阻止大型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的计划则冲击了房地产投资市场。更关键的是政策本身存在隐患。信用卡利率设置上限虽能降低利息支出,但有可能导致信用卡公司停止向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人群发卡,迫使他们转向利率更高的发薪日贷款机构,反而加剧债务负担。阻止机构投资者购买出租房,虽旨在保障住房可负担性,却可能减少租赁房供应,推高租金价格,对无力购房的家庭造成二次伤害。而且,政策的落地也面临多重制度障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淡化信用卡利率上限立法的可能性,法律专家普遍认为,此类政策需国会批准,而在两党分歧尖锐的当下,立法进程恐陷入僵局。

从长期制约因素来看,特朗普的“可负担性”政策面临的三重核心矛盾,使其难以成为可持续的经济解决方案。第一,政策目标与财政现实的矛盾。美国当前财政赤字高达35万亿美元,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与关税补贴政策将进一步扩大赤字规模。据无党派组织估算,其政策若全部落地,未来10年将新增7.5万亿美元赤字。庞大的债务压力不仅限制了政策实施空间,还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削弱美元信用与美国经济长远竞争力。

第二,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矛盾。特朗普的政策转向彻底背离了共和党“小政府、少干预”的传统理念。从管制信用卡利率、限制房地产投资,到发起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以施压降息,一系列举措打破了市场对政策稳定性的预期。美联储作为美国央行,其独立性是维持物价稳定与金融市场信心的关键,而特朗普的政治干预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失准。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直言,政治干预美联储将导致通胀和利率上升,反而加剧民众生活成本压力。

第三,短期政治诉求与长期经济结构的矛盾。真正的“可负担性”解决方案需要在财政可持续性、市场稳定性与结构改革之间寻找平衡,特朗普当前的政策选择显然未能触及这些核心问题。豁免部分农产品关税虽能暂时抑制特定商品价格上涨,但无法解决全球供应链紧张与美国本土产能不足的问题。降低减肥药价格虽能减轻医疗负担,却未触及药企垄断、保险体系繁复等美国医疗高成本的根本症结。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虽能在选举前争取选民支持,却无法为美国经济注入长期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