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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未来中国

2017-05-31

过去七年,我在耶鲁大学教授一门广受欢迎的课程:“未来中国”。一开始,关注重点是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即从长久以来颇为成功的生产者模式转向日益由家庭消费开支驱动的模式。这一再平衡过程的风险和机遇,以及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相关影响,引发了大量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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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转型框架的很多主要构件落实到位之际——特别是服务业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进展:中国如今似乎正在从全球化的适应者转变为推动者。从效果来看,“未来中国”和一个日益融合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机遇。

征兆已显露数年。这一战略转型反映出习近平主席的领导印记,尤其是他对“中国梦”的关注。一开始,这一梦想是某种民族主义颂歌,实现伟大复兴,由此中国将重拾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称的往昔荣光。

不过,如今“中国梦”开始演化为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一项具体行动计划。这一雄心勃勃的泛区域基础设施倡议将经济援助和地缘政治力量投射结合起来,并由全新的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来支持,包括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人来说,这不是无关紧要的趋势。在这一转变方兴未艾之际,我想强调三点初步影响。

首先,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的转变。作为经济学家,我倾向于过分强调模型的重要性,并假设政策制定者能快速从一种模型转向另一种模型。但实际上,无论对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不可能如此非黑即白。

中国领导人如今已实际上承认,实现消费驱动的增长战略比预想的更加困难。2010年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上升了2.5个百分点,远低于个人收入的增幅(同期服务业占比提升了7.5个百分点,以及收入更高的城镇人口比例提高了7.3个百分点,这导致个人收入增长)。

这种脱钩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保障网络的不完善,这导致更高水平的预防性存款,进而阻碍选择性消费的增长。虽然继续致力于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但中国已选择利用新的外部增长源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

其次,这一轮全球扩张拥有很多旧的生产者模式特点。这导致令人担忧的国内过剩产能得以流向“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需求。并且,这种投资有赖于国有企业,这又阻碍了这一膨胀的工业部门长期以来亟需的改革。

重新支持生产者模式的弊端在于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再具有优先性。过去两年,在李克强总理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官方经济政策声明)中,对消费驱动的结构转型的强调均被调低(在2016年和2017年报告中均位列第三位,所谓的供给侧倡议获得了更高优先性)。

再次,中国的新全球化策略反映出管理方式的重组。习近平整合国内权力只是故事的一方面。经济决策从国务院下属的发改委转向以党为基础的领导小组尤其重要,其他类似领域还包括反腐败,强化网络监管,以及对非政府机构的新管理规定。

这种权力集中化的讽刺意味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习曾经承诺打破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并且2013年11月的三中全会也强调要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不过,中国的最新全球扩张存在更大讽刺。它和正在很多西方国家发酵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运动格格不入。作为一个聚焦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不仅来自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还包括通过吸收剩余劳动力实现减贫。这一策略如今被中国不断增加的内部不平衡所阻碍: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放缓,以及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增加。因此,中国试图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杠杆的最新努力也面临来自于自身的挑战。

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中国对其外交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南海的领土争端尤其严重,同时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足迹也引发更多关注。这一新战略还引发了一个最大议题:中国是否会填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优先”孤立主义策略造成的霸权真空。

简而言之,和我在2010年开始教授这门课程时料想的不同,“未来中国”正变得更加关注外界,更加独断,更加以权力为中心。同时,中国看起来不再那么致力于推动以私人消费和重组国企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议程。这是否会改变中国再平衡的最终结局目前仍难判断。我希望不会。但这正是教授一门应用型课程的乐趣所在,关注的焦点永远在发生变化。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Rethinking the Next China(2017-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