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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茉楠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全球价值链重构将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

2017-03-27

近日,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宣称,一些美国的贸易伙伴用从美国身上赚的钱购买美国的公司和技术,降低了美国竞争力,美国要重新夺回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领导地位,扭转制造业劳动力数量下滑的趋势。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高举“逆全球化主义”背景下,美国真的能够重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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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罗很可能没有“对症下药”,开错了“药方”。不得不强调的是,就本质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恰恰是全球化深度整合的重要标志和必然结果。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三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成为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的突出现象,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本世纪以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红利。

而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全球市场需求极度低迷,模块化产业布局基本完成,跨国公司回归本土趋势导致发达国家投资回流,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重组,全球经济“碎片化”与传统全球价值链产生割裂,全球生产缺口持续扩大,对经济全球化拉动效应减弱,这是导致全球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若要重新掌控全球价值链,需要的是进一步开放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不是依靠“回归本土”、“美国优先”的策略来隔离全球价值链。唯有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建,以及生产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有助于全球新的贸易创造。

毋庸置疑,依靠全球价值链重构来推动新型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近几年,WTO、经合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APEC等纷纷致力于建立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政策的研究制定,旨在改善全球价值链效率,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私人部门的公私合作,以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进而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未来全球价值链革命必将引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深入融合的结果之一是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的贸易份额超过最终产品的贸易份额,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创造效应,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演变,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分工网络体系。继续沿用传统贸易统计进行贸易问题分析及决策,将不可避免导致对现实的误读和歪曲。

另一方面,在全球生产网络与增加值贸易发展的背景下,一国产业升级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不能再局限于在一个国家边界内研究产业升级,而要放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去研判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与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特别是当前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化”、“数字化”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形态,改变了原有贸易利益的内涵,亟需新的贸易统计方法和框架,要以增加值贸易统计来支撑相关的分析与决策。

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包括亚太区域在内的全球经贸格局正在步入框架重构的阶段。在特朗普重新将美国带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强调本土主义的背景下,摩擦、冲突、碰撞将会前所未有,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但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