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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须学会如何从中国增长2.0版中获益

2015-09-25

当习近平前往美国之际,他或须确认随身带了自己的“反讽测量仪”,因为西方媒体不太可能愿意借给他一部。华尔街大佬们正排着队想就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批评中国,尽管他们过去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要求美联储做同样的事情。CEO和养老基金经理们阴沉地讨论着中国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但同时却愉快地赞助或视而不见那些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为确保西方裙带资本主义既得利益的大规模游说活动。同时,经济学家们哀叹一个GDP规模超过法国、德国和英国总和并持续贡献着全球增长四分之一的经济体增长乏力。但凡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经济增速能够达到4%或5%,更不用说6-7%,这些经济学家就该呼吁更高利率或担忧通货膨胀了。基于奇闻异事的政策药方大行其道,那些对泡沫经济和政策错误的讨论同样如此,好像过去七年欧洲和美国过得一帆风顺似的。

习近平主席当然会意识到这些评论背后的既得利益,但他可能仍会感到困惑:西方不仅对中国的目标和需求一无所知,并且对为何西方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毫无自知之明。我固然不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工作在香港的投资者,我发现,离中国越远的人,越确信他们搞懂了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他们的观点也更加非黑即白。他们要么极度悲观,要么极度乐观,就像今天大多数人那样。但其实,你越接近中国,情况就变得越复杂,对投资者来说机会也越多,对此人们应当注意去发现。例如,无疑游说团体将在此次访问期间呼吁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投资者应注意中国要优先解决的是减少颗粒污染。这意味着更多核能、更多太阳能、更多铁路和更多电动车的倡议,而非西方所青睐的碳捕获、碳存储和碳信用额度。不加区别地讨论中国的地方债和房地产泡沫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和美国、欧洲一样是一个地域跨度很大的国家,因此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因为内蒙古的一些“鬼城”而去担心全中国房地产市场相当荒谬,这就好比说由于希腊、葡萄牙和底特律房价低就不应该投资伦敦、巴黎和纽约。

过去20多年来,中国让很多国家、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发了财,特别是在大宗商品领域;但我们应当注意,这是一个缺陷而非特征。如今我们要面对的是中国增长2.0版,国际赢家就不再是以前那些,数量也会变得更少。搞清楚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对成为赢家至关重要。

西方总是从自身视角来观察中国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最近对人民币贬值的反应。和今年早些时候瑞士法郎对欧元高达20%的贬值幅度相比,在中国允许汇率更大波动幅度并让汇率更贴近市场水平后,人民币3%的贬值幅度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有些西方交易商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意外,因为他们依照错误的波动率风险评估做了高杠杆对赌协议。因此他们声称中国不应令市场措手不及。但事实是,这些交易商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中国需要考虑他们的利益?中国并没有请求他们进行投机,事实上中国政府的多数政策(和很多人的感受正相反)是在暗示,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地遏制投机而非鼓励投机。还有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声称这将引发货币战争,并认为中国正在试图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但在我看来,关于货币汇率所做的一切,真正针对的是资本账户而非经常账户。

本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确保美国支持中国货币被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被认为是开放中国资本账户的关键。为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必须自由浮动,否则人民币将仅是美元的克隆体。人民币汇率需要波动,但波动不能过于剧烈。基于类似的理由,在我看来,中国希望人民币坚挺,但又不能过于坚挺。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反讽测量仪”这里管用了:尽管人民币在过去五年升值了20%,但美国政客仍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那么中国公司就会倾向于借美元用于本土投资,这将导致令人不快的泡沫,并且我们都知道外币债务不是什么好东西。同样的,人民币不能太过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非常希望能够吸引长期西方投资资本,并且中国需要西方帮助其发展21世纪的金融基础设施。

这很关键。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其金融行业依然非常不成熟,并且在目前增长阶段,中国相当依赖西方金融基础设施。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意识到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须培育一个良好的金融行业。特别是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宣布了推动金融领域自由化改革的大量措施。例如投资基金相互认可、投资配额制度,以及股票市场投资互联互通机制,这些均已被部分西方金融机构所熟悉,但却几乎都被主流舆论所忽视。在所有这些背后,是中国稳步开放资本账户,并建设起发达经济体那样的金融基础设施,而这将带来各种各样机会。例如,我们原本担心的地方政府债务,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收费公路、机场、商务区和购物中心等极为优质资产所支持的,我们被告知这些债务将被重新打包成为很受欢迎的资产支持证券。西方金融机构能够也应当参与其中。

同样,美国不遗余力阻挠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也并非意在削弱世界银行,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来将中国的储备重新用到更广阔的其他亚洲地区。贸易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要远远高于任何量化宽松(华尔街要求的)的衍生政策。虽然这无疑将利好中国公司(其中很多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但西方当然可以共同投资。因此,基础设施债券看起来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增长领域。当然机会不止于此。只要美国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目前有很多与其在20世纪发展过程中相似的情况,就像当时的英国和欧洲学会应对美国带来的增长模式变化,如今他们也须适应中国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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