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改变其对外行为，“无依之地”状态将会长期存在。

两国工商界有责任更多地站出来发声，为促进中美沟通发挥作用。大国基于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险的，工商界有责任为建立保障两国经贸稳定合作的法律基础多做贡献。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这两个大国能否在其他领域激烈竞争的同时，共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

修昔底德把最终撕裂古希腊世界的战争归因于两点：雅典势力的崛起，以及守成势力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为了防止新的冷战或热战，美国和中国必须避免过度恐惧和误判变化中的大国关系。

拜登政府希望把中国打造为凝聚同盟合力的最大外部议题，既满足大国竞争的需要，又能借此重振同盟团结。然而，跨大西洋关系仍将遭受“特朗普遗产”的制衡。

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冲突，很难取得重大实质性改善，但两个大国也不得不寻求合作之道。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共处，也是为了给竞争划线。

冲击国会事件反映出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美国中下阶层对被边缘化的不满。在新科技革命的门前，中美面临的是相同的考卷，谁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理模式并推动新技术的发展，谁就将赢得大国竞争的话语权。

美国战略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成功崛起，美国是否需要以及应该怎样主动进行调适。

印太战略是美国霸权式微之下国家安全战略持续调整的产物，是面对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与地缘政治经济版图变化而采取的应对之策，且具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信心，其优势在应对新冠疫情中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两国的基本路线出现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未来两国能否在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基础上解决矛盾和分歧，将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

中国已经在哲学层面提出很多好的倡议，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未来的关键是如何在周边外交和建构地区秩序中落实这些包容性理念。

在当前形势下，亚洲与相关大国需要更有责任感，不能过多考虑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忽略了责任。

美国重提“大国竞争”并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国竞争与历史上所发生大国竞争并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

中美两国如何保持令人满意的双边关系？道格·班多提出了在更严重的冲突出现之前纠正两国关系的三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