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既不应该成为对手，也不可能成为盟友。其实，中美之间已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伙伴特征。结伴同行，惠及双方，应当成为中美有效合作的形式和路径。

本次上合峰会具有五大特色，它表明上合组织经历了磨合期和考验期，如今进入成熟期。

现在看来，随着特朗普执政4年，中国将有大把机会继续上升为全球大国。“一带一路”提倡的“广泛磋商、共同奉献、共享利益”令人欣慰，而中国会不间断地勇往直前地实施该倡议。此外，狂热的民族主义和领导人的不受监督也许滋生过度的自信、大国沙文主义和刚愎自用，中国应警惕由此而来的危险。

美国应当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如前美国贸易代表和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有助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美国就应当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方”。并且，美国公司将有各种机会从“一带一路”投资中获益。

正当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通俄事件进行调查之时，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正在制造出一个更加独断、决意抗衡美国势力的俄罗斯，同时迫使其转向中国。

除双方经济互有所需的内生动力外，中欧走近还得益于特朗普上台后欧美分歧突出这一外部推力。李克强总理的欧洲之行拉近了中欧关系，双方合作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应对全球挑战等方面中欧更加坚定了原先达成的共同立场。

以下是董建华先生2017年6月12日在《南华早报》主办的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论坛上的讲话。从1997年7月1日到2005年3月，董建华先生曾担任回归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相结合，因而拥有改变现状的天然使命，日本的民族主义则与“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及后来的帝国主义结合，成为了维护现状的反革命压迫势力。日本的民族主义缺乏民众自发性和大众支持，因此对于“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忧虽然可以理解，但很可能是一种张冠李戴的错配。

无论是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还是西西里举行的G7峰会，特朗普都没有给传统军事和外交伙伴带来凝聚力和感召力，相反他尽显美国至上的利己主义，让伙伴们大失所望。

在可预见的未来，特朗普政府将受制于特别检察官的“通俄”调查。它会如何影响白宫与中国的关系呢？

政策制定者打算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应该记住，毛泽东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投下过长长的影子。他青年时代对美国的仰慕，以及后来对美中和解的期待，都被他对外国列强羞辱、入侵、瓜分中国的印象否定了，这导致他对美国极不信任。不管承不承认，这个始于法国凡尔赛宫的历史文脉是中国与西方交往时的微妙参考框架。

如果“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未来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它蕴含机会，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全球化成为一个更加平等持久地让各国共享利益的进程。

人们期待，旨在管控南海争端的半年一次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将有助于在争议海域早日达成地区行为准则。杜特尔特总统欢迎中国进入苏禄海域帮助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的表态，意味着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进行合作的可能。

特朗普总统的外交首访地是反恐前线以及各种矛盾交叉混杂的中东地区。通过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特朗普在中东地区下了一盘虚实相间的战略布局之棋。

虽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度似乎将改变美俄中战略三角关系，但目前三国关系仍大体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相似。如果你还记得曾上过的几何课，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中国位于顶部的中枢位置，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比俄美之间的关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