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既不希望中美博弈进一步激化，也同样不希望世界走向一种封闭的、排他性的“两国共治”模式。

美国正在进行一次“霸权方式重塑”。过去的美国霸权强调通过同盟网络、多边机制和规则塑造来降低不确定性，现在的美国则更强调通过关税、制裁、执法、有限军事威慑与议题化交易来提高控制力。

委内瑞拉事件不会推动中美走向某种“责任共担”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双方在秩序理念、干预边界与责任认知上的差异。

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报告发布后，欧洲成为文件中颇具争议的章节之一，不免让人想起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报告是万斯演讲的加强版，以一种强烈意识形态化、文明叙事化的语气重新定义了欧洲，区别于以往强调美欧同盟价值观的一贯风格，既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范式转变，也传递出未来跨大西洋关系走向的关键信号。

前不久，我参加了今年的柏林外交政策论坛。论坛重点谈及欧洲安全和欧美关系，乌克兰危机成为重中之重。最直观的感受是，欧洲战略界被美国突然甩出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牢牢牵着走，无论是政策制定者、学者还是媒体界人士，几乎所有讨论都从这份未经欧洲参与、却直接触及欧洲安全核心利益的计划展开。

10月30日，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这场会晤既是今年以来双方密集互动的关键节点，也是中美关系在重要十字路口的一次方向性“再校准”。在经历关税摩擦、科技管制以及舆论对抗之后，中美关系并未滑向失控，反而通过高层互动重塑互信与稳定。峰会再次展示出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引领作用，向双方乃至全球释放出稳定预期与合作信号。

初秋的里斯本，我在这里参加了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组织的“慕尼黑青年领袖”年会。会议汇聚了80位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历年“青年领袖”，会场外的特茹河畔阳光温柔，但场内关于未来国际秩序、跨大西洋关系与欧洲安全的讨论却折射出不安的复杂情绪。面对大国竞争加剧、跨大西洋利益错位和防务体系压力，欧洲似乎被迫站在一个必须重新定义自身角色的十字路口。

近期我在美国媒体上读到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声称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内外政策将让中国而并非美国“再次伟大”。文章提出，当前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将冲击美国经济、社会和国际地位，为中国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中国在贸易、新能源、全球治理等多方面提升全球影响力，并认为伴随美国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中国必将取而代之。这种言论再次展现出一些美方人士对美国的不自信、对中国发展尤其是中国超越美国的担忧甚至恐惧，并没有从客观的角度看待中国发展和进步。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正从强调风险控制与技术壁垒的防御型机制，转向以战略施压与体系重构为目标的进攻型打压，未来将朝更激进、更多维的方向发展。未来美国对华技术领域竞争正形成“限制技术出口”“排除市场准入”“阻断资本流动”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封锁机制。

从过去美国两届政府相关政策看，美国并没有珍视两国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积极作用。随着部分交流与合作项目受阻，中美学界了解彼此的渠道将愈发局限，长此以往只会增加误解误判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