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规则为主导构建高标准高质量的“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是大势所趋。为促进“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畅通，必须加强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的密切合作。

减税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并扩大税基，但能否弥补财政收入的减少尚难估量。美国参众两院目前由共和党控制，然而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并不赞同公共债务肆意增加。因此，特朗普最终的减税方案仍存较大变数。

中美经贸关系应超越“百日经济计划”，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进两国优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整合，逐步消除投资壁垒和各类投资歧视性政策，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探索在条件成熟时启动范围更广的双边投资与贸易协定谈判。

全球经贸格局正步入框架重构的阶段。在特朗普重新将美国带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摩擦、冲突将前所未有，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而言是一次重大挑战。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产业结构竞争力，同时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但“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诸多悖论，对美国经济而言蕴藏着巨大的政策风险。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曾经被视为“黑天鹅”的事件渐渐变成了“白天鹅”，混乱、动荡、冲突与矛盾成为当今世界常态，对全球金融局势来说尤为如此。未来几年，全球有可能进入新的“金融周期”，货币政策大分化风险进一步增加，引发资产配置和资本配置的转向。

虽然高调宣布退出TPP，但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对亚太乃至全球的领导权。中国积极推动的FTAPP正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认同。

人民币若要充分执行计价、结算和储备等国际货币职能，继续提升作为金融交易货币的吸引力，未来汇率利率市场化、资本开放等基础性制度改革仍需继续推进。入篮不意味着终点，而是中国迈向开放型金融体系的新起点。

全球性负利率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新的经济增长，银行信贷紧缩风险未得到根本解除，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长期结构性影响不可忽视。如果当前的危机救助形式不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来再次发生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无法排除。

为重振全球贸易，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各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合作，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