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但“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诸多悖论，对美国经济而言蕴藏着巨大的政策风险。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曾经被视为“黑天鹅”的事件渐渐变成了“白天鹅”，混乱、动荡、冲突与矛盾成为当今世界常态，对全球金融局势来说尤为如此。未来几年，全球有可能进入新的“金融周期”，货币政策大分化风险进一步增加，引发资产配置和资本配置的转向。

虽然高调宣布退出TPP，但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对亚太乃至全球的领导权。中国积极推动的FTAPP正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认同。

人民币若要充分执行计价、结算和储备等国际货币职能，继续提升作为金融交易货币的吸引力，未来汇率利率市场化、资本开放等基础性制度改革仍需继续推进。入篮不意味着终点，而是中国迈向开放型金融体系的新起点。

全球性负利率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新的经济增长，银行信贷紧缩风险未得到根本解除，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长期结构性影响不可忽视。如果当前的危机救助形式不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来再次发生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无法排除。

为重振全球贸易，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各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合作，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

未来不可避免会出现“美元流动性短缺”。如何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储备等的流动性管理，成为系统性风险控制和危机应对的关键。应该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性监管为核心目标和手段的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长期来看，一系列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和新的全球规则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方向。中国必须加强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水平，打破市场壁垒，消除机构障碍。利用开放竞争将推动这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上升。

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义（TTIP）一旦达成，将涵盖全球一半经济产出，以及全球逾三分之一贸易额。从未来趋势看，TTIP也许超过TPP的影响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轨迹和增长方式出现巨大变化，靠全球央行维持简单的货币宽松难以有效解决。必须通过新的“供给替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型产出，切实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