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结构性合作潜力毋庸置疑。但解决中美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博弈问题，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谈判过程。

中美“竞合关系”正在步入新阶段，这种新的大国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常态化的摩擦和冲突，双方应避免“以牙还牙式的报复”，在谈判中探寻新的互利共赢基础。

中国债务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性成因的大视角中去考察，更需要全新的解决思路。

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只“竞”不“合”，合作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十九大之后，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会在以开放促结构性改革、以开放促高质量发展上做文章。

特朗普称赞税改是“一代一遇”的历史性机遇，将创造“革命性的改变”。然而作为一种竞争性策略，税改的溢出效应和连锁反应不容忽视。

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既要扩大共同利益，做大共赢增量，减小两国摩擦冲突，更要围绕共同利益建立合作框架，提升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潜力。

特朗普税改将对全球财富格局和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并加剧全球税收竞争。

中美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发生新的摩擦与冲突将是“双输”结局，全球也可能继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又面临以投资保护主义和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冲击。

长远来看，提升中美结构性合作潜力可以创造巨大的增长红利，或许是双方推动经贸问题解决的有效手段。它将使中美经贸合作真正步入“双赢”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轨道。

中美经贸关系不应以“贸易平衡”为主线和核心基础，而应着眼于创造未来发展空间，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消除结构性矛盾。中美双方如能倾力合作，就有望在增长与合作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