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负利率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新的经济增长，银行信贷紧缩风险未得到根本解除，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长期结构性影响不可忽视。如果当前的危机救助形式不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来再次发生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无法排除。

为重振全球贸易，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各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合作，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

未来不可避免会出现“美元流动性短缺”。如何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储备等的流动性管理，成为系统性风险控制和危机应对的关键。应该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性监管为核心目标和手段的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长期来看，一系列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和新的全球规则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方向。中国必须加强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水平，打破市场壁垒，消除机构障碍。利用开放竞争将推动这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上升。

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义（TTIP）一旦达成，将涵盖全球一半经济产出，以及全球逾三分之一贸易额。从未来趋势看，TTIP也许超过TPP的影响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轨迹和增长方式出现巨大变化，靠全球央行维持简单的货币宽松难以有效解决。必须通过新的“供给替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型产出，切实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

近两年，短期投机资本以及人民币套利风潮的兴起积累了大量风险，短期人民币汇率出现快速、大幅调整的风险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汇率波动将显著抬高全球经济的风险溢价，为此亟需建立稳定汇率的宏观审慎框架。

“十三五”时期，中国必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系统性的金融支持。一个高效的金融运行体系将是中国未来竞争能力的关键。

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将增加SDR的代表性、公正性和稳定性，增加成员国储备资产的选择性，同时也将倒逼中国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必须强化供给侧，通过改革真正创造新供给和“效率红利”。 而在未来五年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提高资本形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