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不可避免会出现“美元流动性短缺”。如何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储备等的流动性管理，成为系统性风险控制和危机应对的关键。应该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性监管为核心目标和手段的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长期来看，一系列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和新的全球规则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方向。中国必须加强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水平，打破市场壁垒，消除机构障碍。利用开放竞争将推动这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上升。

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义（TTIP）一旦达成，将涵盖全球一半经济产出，以及全球逾三分之一贸易额。从未来趋势看，TTIP也许超过TPP的影响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轨迹和增长方式出现巨大变化，靠全球央行维持简单的货币宽松难以有效解决。必须通过新的“供给替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型产出，切实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

近两年，短期投机资本以及人民币套利风潮的兴起积累了大量风险，短期人民币汇率出现快速、大幅调整的风险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汇率波动将显著抬高全球经济的风险溢价，为此亟需建立稳定汇率的宏观审慎框架。

“十三五”时期，中国必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系统性的金融支持。一个高效的金融运行体系将是中国未来竞争能力的关键。

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将增加SDR的代表性、公正性和稳定性，增加成员国储备资产的选择性，同时也将倒逼中国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必须强化供给侧，通过改革真正创造新供给和“效率红利”。 而在未来五年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提高资本形成效率。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以及IMF将人民币纳入SDR等，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了新要求。但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中国应全面建立风控框架，掌握资本流向的主动权。

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对区外经济体则构成更高的壁垒。区域协定常与WTO的漏洞有关，它有违全球化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