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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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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聂文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疫情之下的中美意识形态竞争

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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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暴发的这场新冠疫情让全人类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对危机的应对呈现差异时,一场围绕疫情的政治斗争也随即开始,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之争也随之而来。基于疫情的特殊性和严峻性,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为未来的两国关系走向敲响了警钟。

在政治斗争场域中,意识形态总是为一定利益服务的。要深入分析中美竞争中的意识形态之争,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意识形态是为哪种政治利益服务的?它以什么样的观念形式呈现的?依此,我们可以看出,近年美国同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本质上具有三种模式。

首先是民族霸权主义模式,它最终服务于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霸权主义目标。20世纪冷战期间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借“自由”“民主”之名,谋求建立巩固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以至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霸权”。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也借“自由”“民主”之名采取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但脱去意识形态外衣,其内部矛盾即刻呈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和一个认同美国领导的威权中国哪个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当前中美关系不断出现矛盾,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自由民主的价值规范,还是因为中国的实力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利益?

其次是经济民族主义模式,它最终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利益目标。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奉行经济民族主义,这与前任奥巴马政府以及目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所奉行的美国霸权主义有一定的联系,但也存在重大差异。“美国霸权”概念的外延大于经济范畴,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换言之,霸权地位并不必然给美国带来经济收益,在某些时候,它甚至需要牺牲经济收益来换取政治或军事收益。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措施恰恰是专注于美国的经济收益,客观而言,这是美国当前实力相对下降的必然结果。拜登的政策反映的是美国正在消逝的霸权情怀,特朗普却向美国人展示美国的权力现实。当美国的权力利益发生变化,它所借助的意识形态外衣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美国推出了所谓的“公平贸易”。他们并不在乎美国是不是扛着“自由”“民主”大旗,不在乎其他国家是否“自由”“民主”,也不在意其他国家是否觉得美国“自由”“民主”,他们看重的是美国应得的经济收益,是贸易顺差,是就业岗位。中国抢夺了美国人的饭碗,所以要反对中国。这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视阈下中美竞争的逻辑延伸。

第三是民族主义认同模式,它服务于美国的自我认同目标。在新冠疫情下的中美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国追求的利益并不完全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也不是美国的经济收益,而是要应对美国的自我认同危机。

疫情暴发之初,特朗普政府竭尽全力淡化疫情的严重性,试图在大选之年保经济,保选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疫情控制不力,特朗普不一定败选,但拯救不了美国经济,特朗普一定败选。当疫情越来越严峻时,特朗普政府不得出来应对,但这时美国社会更多的问题接连暴露出来。面对几十万确诊病人需要救治,医疗器材却供应不足,反应出美国工业空心化的硬伤。上千万失业大军等着领救济,反映出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掣肘和指责推诿,反映出美国政府效能和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面对这些基本问题存在着一种制度无力感。在民主社会中,美国无法遏制金融资本主义在社会内的膨胀,无法对自身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刮骨疗伤,以形成金融与工业的优化互补。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以及新技术带来的失业大军,美国政府在国家-市场、国家-社会的互动模式下面临着结构性制约。显然,随着经济发展和新问题新矛盾的出现,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进行改革,疫情加剧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但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还未找到答案。拜登的政策被人指责为“旧瓶装新酒”,是一种“修修补补”,特朗普虽然被基辛格誉为“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但新时代要往哪个方向走,特朗普政府也并未提供出具有远见性的答案。

疫情在深层次上动摇了美国乃至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价值文化和制度优越感,美国人内心深处始终无法面对一个现实:民主的灯塔竟然在某些方面需要向中共威权政府学习!在此情境下,美国的自我认同发生动摇,白宫对中国的指责抹黑与其说是为了给特朗普政府开脱,倒不如说是为了自我认同而战,这将成为超越美国两党政治的政治正确,不指责中国,就意味着间接承认美国的不足。民族主义认同的中美竞争逻辑简单粗暴:因为是中国,所以我反对;世卫组织肯定中国,所以我反对世卫组织;CNN正面报道中国,所以我反对CNN。

显然,疫情之下的民族主义认同意识形态大大恶化了中美的政治环境,双方妥协合作的空间急速变窄。对中国而言,不回应美国的民族主义挑战,中国将面临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压力;回应美国的挑战,则注定是一场双输的战争,而且整个国际社会也将受损。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合作之路也会因为疫情期间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斗争而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