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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齐思源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在中国,政治是建筑术

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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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班农,这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和另类右翼运动的首席吹鼓手,他再三警告说,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优势,将终结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霸主地位。不过也许反常的是,就在数周前访问香港和北京的时候,班农先生会见了热心的历史学家王岐山,为的是进一步了解形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思想理念。除了雷厉风行地铲除腐败,王岐山之所以出名,还在于他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镀金时代”的早期,出手抑制了金融资本的影响,以迎合党的需要。对他而言,是政治在推动经济,而不是相反。随着习近平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政治至上在中国更为明显,而市场力量则服从于党。

要更多了解中共精英的运作核心,“清华学派”之父、坚定的“政治决定论者”阎学通的知识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政治在塑造社会发展和增强国家实力过程中的作用,阎学通作了30多年研究,设计出了量化指标,来评估世界领先国家的相对实力。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几千年来浩瀚的政治哲学文献,他断定政治是实力的精髓所在。作为“物质决定论”的强烈批评者,阎学通宣称,思想理念以及政治领袖对它的体现,是了解帝国兴衰和文明生存的关键的可变要素。军事、经济和文化辐射固然重要,但政治领导力才是乘数,对国家实力有着最大的影响。

阎学通常常被错当成中国国内主张强而不义的“对外政策鹰派”,但这是错的。然而他的书、报告和学术文章里的一些核心内容,会被西方分析家用来研究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智识基础,以及潜在的战略甚至运作动向。他的两个文本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即2011年的著作《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中国实力》和2014年的中国外交政策改革学术文章《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阎学通是第一位指出习近平2013年中共外交工作座谈会讲话是中国外交史转折点的学者,认为这是继毛泽东呼吁世界革命、邓小平主张韬光养晦后的第三次“革命性”转折。而上周的中共十九大就是一个彻底的证明:习近平大胆宣称,中国现在已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阎学通有关全球事务论述的基本前提在于,政治是理性建筑术(Architectonic),具有塑造国内国外事务的结构性意义。虽然物质条件也关系着中国的国家实力,但只有政治信誉才能为中国打造“命运共同体”这一大外交目标创造积极的战略环境。中国只有争取盟友,摒弃过时的韬光养晦不结盟政策,“命运共同体”才能成为现实。阎学通断言,中国外交政策这一转变的总体原则,绝不能是对物质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或“金钱至上”,而应当是始于正义的政治追求。只有施仁政、讲道义的领导人,才能提供一种秩序,让人类努力的成果得以蓬勃发展,并争取到重要的盟友。武力和帝国主义即使有好处,也只是短期的,不能在各国之间形成持久的纽带。在阎学通看来,财富不会自动转化为实力。“我们的军事预算已经是俄罗斯的1.6倍,但我们建设不起同样的军力,”阎学通曾对某西方作家说。“我们的教育支出比印度多得多,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而他们已经有十个诺贝尔奖。我们的富人比日本多,我们有更多排名第一的公司,但我们造不出世界级产品。我们的外汇储备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多,但我们无法建成哪怕像香港那样的金融中心。”

阎学通的政治决定论,得到了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大权独揽的政治家习近平的认同。2012年出来掌权的时候,习近平敦促党的高级干部把苏联倒台作为一个政治而非经济现象来研究。按照习的观点,导致强大的苏联帝国解体的,是苏联的政治弱点,而不是经济失败。为此,在掌权的第一个五年里,习近平巩固了共产党的政治权威,他通过加强公司企业中党委会的作用限制商业精英们的影响力,出版了畅销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并把政治改革作为领导力的核心。同时,在对外政策上,他通过创建亚投行等新的多边机构,推动全球性发展倡议,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化领导者的政治合法性。他的2017年达沃斯讲话,连同对“一带一路”的巩固扶持,作为他守护全球的意愿的证明,如今被写入了党章。

美国政治支离破碎的影响:人力资本外流

太平洋对岸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对美国的影响,有力地证明了阎学通的“政治原教旨主义”。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它的军事预算超过位居其后的五个国家的总和,好莱坞继续为全球确立着文化标准。然而,经过奥巴马时期的急剧逆转,现在中国倒似乎成为全球化的核心所在。阎学通一再表示,2500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荀子认为,仁政是世上权力的最高端,而其基础,是君主拥有其他对手所不及的德行。不管在国内如何专制,习近平现在似乎是道德上优于唐纳德·特朗普的领袖。不过阎学通也多次表示,要始终“相对地”看待道德优势和政治领导力。从来不会有“品德高尚的领袖”让“走向正义的漫长历史”无可挽回地逆转。习近平在政治道义输出方面远非完美,但至少现在,他看上去是比美国总统更好的领导者。

反对者可能会说,“特朗普主义”只有暂时的政治影响,不会给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带来严重后果。而阎学通会反驳说,政治有一定程度的耐久性。在美国,特朗普的言论让国家两极分化,他外交政策经验的欠缺和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让美国与欧洲、亚洲的重要战略盟友疏远。与此同时,他的反移民政策是破坏性的,海外申请美国大学的人数已经减少。正如美国核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所说,H1B签证和美国吸引最顶尖人才的能力,才是“美国的秘密武器”,但美国坏的政治严重地破坏了这一切。在清华大学,史无前例的,最先进的计算机科学系的前十名毕业生都决定留在母校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报名去上美国的顶尖大学。

在阎学通的政治领导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吸引是国家实力的“试金石”。 受中国政治哲学家荀子的论述启发,阎学通认为,好的政治是吸引良才所必不可少的,而优秀人才是经济充满活力和国防强大的关键。如果这适用于中国古代农耕经济,那么它更适用于人力资本已是创新与技术颠覆稀缺资源的今天。

列奥·施特劳斯、唐纳德·卡根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

出人意外的是,阎学通的政治之道和注重诚信,在美国的总司令这里如此匮乏,但却在一位非凡西方学者的思想中找到回应。列奥•施特劳斯的知识继承人唐纳德•卡根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之父亚里士多德,把政治表达为理性建筑术。他的雄辩有必要完整加以引用。

亚里士多德,一个与任何人一样有着广泛兴趣的人,在他所有的追求中,政治至高无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他列举了最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让我们考察哪些因素保护和毁灭城邦,哪些因素保护或毁灭具体的政体。考察是什么导致有些城邦治理得好,有些治理得差。研究过这些之后,我们也许才更可以从全面角度,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以及如果想成为最好必须怎样定规则,必须采用何种法律和习俗。”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项工作至关重要。每个技策与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某些“好”,但其中一些必须从属于其他事物,就像制作缰绳是为了御马术。这是大师艺术,是理性建筑术。建筑术的目标比从属物的目标更可取,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至善”,这就是最权威的科学——政治学的目的。

正如西方政治遗产所称,政治学是实现至善、或者中国世界观定义的“仁政”的最权威科学。当郑和的大船被闭关锁国的明朝皇帝下令焚毁时,就是政治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政治也将驯服无节制的市场,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美国的投入以及中国持久的贡献。

班农先生前往中国,希望对形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思想理念作更多了解。而阎学通会强烈向他建议,政治道义,至少相对来说,是实现国内稳定和全球领导力的必要条件。要知道,班农先生并未丧失对历史的敏感,他对政治史也绝非无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时,他向下属夸口说,他对修昔底德的史书多有研究,并高度赞同此书。

班农先生自然不甘示弱,如果遵从正确的指导和道德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其本土主义思想,他也许能抑制掌控了国家立法过程的特殊利益,缓和极端的党派激情,引导他的总统走向道义政治。也许,会走向更包容、更公正的全球化,而不是美国撤退引发破坏性的全面封闭。倾听阎学通,重读亚里士多德,对班农先生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拯救他的国家有益。这可以提醒他“哪些因素保护和毁灭城邦,哪些因素保护或毁灭具体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