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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揣测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是中外媒体乐此不疲的热门。尽管预测政治取向有趣而诱人，但也很危险。“危险”在于，影响一个执政党政治取向的因素非常多，如果在诸多因素中漏掉或者误判了其中一种，其结果就可能完全两样。那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政治取向是难解之谜呢？当然不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早就说过这样的睿智之言：“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可见，从过往的岁月中找到这些“东西”，未来的轮廓大概就清晰了。
依笔者之见，最能影响中共未来政治取向的，首先是看它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最近五年中推出的治国理政的理念、政策、措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其次是看在面临国内外各类难题时，这个执政党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和应对。第三是看这个国家的多数公众对这个执政党的政绩评价和对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程度。
说到过去五年中国的变化，你可以随时找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最关心国内外时事的北京市民聊聊天。不出10分钟，就会听到他们对习近平为首的该国最高决策层坚决惩治官员贪腐行为的赞美之词。他们会说，这场迄今没有结束、大得人心的反腐风暴，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经济上，五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无非是以经济转型为核心内容的各类政策的强力推出，破除了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崇拜，确立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导的发展理念。为化解过剩产能，中共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造，其力度空前。在脱贫攻坚中，每年脱贫人口达到1000万人也颇为惊人。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今天，中国在不少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就连那位不大爱说话的中国女副总理日前也半玩笑地说，中国又有了新的四大发明，它们是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是的，从买一杯咖啡到买一袋果蔬再到参加语言培训班，中国人都在使用手机支付平台。这个全球第一个使用纸币的东方古国有可能变成第一个停止使用纸币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上，陆上与海上的新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等宏大经济战略的践行，使中国的投资与回报都能不断产生叠加效应。几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增长中的发动机作用，让“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成了国际热点。中国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世界，对外政策上保持低调的时代已经结束，它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正处在超车道上。
短短五年有了以上这些成功业绩，中共“十九大”恐怕没有理由不延续习近平的治国理念。这个理念的政治含义与实质就是国家权威在一切领域的施展和覆盖。但是，中国在未来遇到的挑战仍然存在，有的挑战可能还会因为各种新旧矛盾的积累而变得更加尖锐。这些挑战包括产能过剩的反弹、金融风险的短期失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紊乱、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保护与修复、留守儿童失孤和青少年犯罪、城市病的爆发和农村空心化加剧、失业半失业潜失业的威胁……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前景。中共准备怎样应对这些矛盾？在过往的五年里，中国也面对着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也面对着复杂、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动荡不安瞬息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但始终能够保持国家基本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基本有效的社会管理能力的取得是与习中央继任之初就下大决心全面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有关。既然这种社会管理管控水平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中共“十九大”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五年行之有效的应对和处理矛盾给了中共足够的战略定力。而战略定力的政治含义还是对国家权威的依靠。
最后一个决定中共“十九大”政治取向的就是中国多数公众对这个执政党的政绩评价和对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在这方面，中国各阶层公众的诉求多种多样。解决了生活需求的中产阶层对精神层面的诉求（包括对公权力的监督）相对集中。而其他阶层依旧在生活需求上感到有压力，收入与物价的落差，让他们觉得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国家出台的各种住房医疗就业等优惠政策又使他们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但不论是处于哪一个层面哪一个群体，中国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社会不能生乱更不能生战。不把命运寄托于来世、而寄望于现世的中国人重视社会稳定，並以这样的文化底蕴和人生视角看待政治，这就为“十九大”的政治取向提供了广泛的精神基础。中共认为，老百姓寄希望于它的就是在保持国家权威的前提下，在继续砥砺奋进的同时，能夠行稳致远，把更多的财力物力和注意力倾注民生，保证公众的安居乐业和现实小康愿望。
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判断中共“十九大”一定会更高地树起国家权威主义的旗帜。用权威的力量强力推动它所确定追求的一个又一个发展目标，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