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谈判。由于谈判直接涉及中国台湾省以东海域，中方明确表示反对，指出此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时，中国海警与海事部门在相关海域展开执法行动。

近年日菲战略安全互动日趋频繁，甚至呈现超越美菲同盟的态势。日菲“划界”事件表面为海洋权益争端，本质是围绕未来东亚地区秩序尤其是海洋秩序展开战略博弈。

首先，拜登政府“一体化威慑”战略与日本2022版《国家安全战略》形成战略呼应，此为日菲战略靠拢的逻辑起点。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印太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地区盟友与伙伴的主要挑战，认定中国正综合运用各类手段谋求印太地区势力范围。为此，该文件提出构建“一体化威慑”框架，在巩固传统双边同盟基础上鼓励盟友之间开展安全合作。同年12月，日本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界定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文件在重申美日同盟为战略基轴的同时，高频使用“志同道合国家”这一表述（达31次），主张通过多层面双边与多边安排构建安全网络，提升对外威慑能力。长期以来，美国东亚同盟以“轴辐体系”为核心架构，美国为中心，双边同盟为基础。而当前对日本而言，其战略优先目标在于抓住地区安全格局调整机遇，深化与美国盟友的协同，提升自身在同盟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推动构建美日“双中心轴辐”的新型地区秩序，进而实现同盟内与美国地位平等，并谋求地区战略领导力。东南亚是这一战略转型的核心地带，而菲律宾兼具美国条约盟友与日本长期经济伙伴双重身份，因此成为日本推进地区战略布局的首要选择。

其次，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到延伸提出“菲律宾亦有事”，日菲战略认知的趋同与安全合作的提速形成了同步联动。俄乌冲突后，日本领导层反复渲染“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在塑造东亚紧张氛围、强化“中国威胁”认知方面往往先于美国，美国鼓励东亚盟友强化安全协作，则构成日本拓展战略空间的重要契机。2024年4月，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与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联合发表《2024美日同盟：迈向更一体化的同盟》，指出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上台为美日提供重要战略窗口，建议日本优先与菲律宾商签《互惠准入协定》。2024年4月11日，首届美日菲首脑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公开指责中国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2024年7月，日菲正式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协定2025年9月生效。2026年，菲律宾高层表态台海冲突将直接波及菲方利益，同年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赴菲参与联合军事演习，并在菲境内实施反舰导弹实弹发射，标志日菲安全合作进入实战化阶段。

第三，特朗普2.0背景下，以“日美菲澳”新四方机制替代“美日印澳” 机制的地区秩序构想，进一步推动日菲战略互动深化。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的盟友体系造成了明显冲击，包括对盟友加征高额关税、批评其“搭便车”行为，并强烈要求大幅提高防卫费用分担比例，从而加深了盟友对美国战略可靠性的疑虑。同期，美印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将印太司令部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由于印度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经济联动有限，且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传统，以菲律宾取代印度、构建“日美菲澳”新四方机制的倡议随之浮现。菲律宾虽为美国条约盟友，但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民族主义始终是双方合作的约束变量（如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国会通过决议关闭苏比克湾美军基地），而东盟的战略自主倾向亦对美菲军事同盟形成制约。在此背景下，日本走向前台对美国来说可以减少战略成本。对日本来说，它可以借此获得更大的国际存在感。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同盟体系是历史形成的，短期内不会消亡，但地区秩序演进的根本动力是时代潮流，地区一体化而非阵营对抗是历史大势。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是建构亚太共同体，在这一进程中，地区国家应通过良性互动找到更具建设性的定位，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