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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汀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指责之外:AI虚假信息领域的中美合作可能

2026-06-17

观察中美AI对话久了,会发现一个现象。围绕AI安全的议题这两年其实一直在扩展,从军用AI到前沿模型风险议题,从生物安全到网络安全,谈的并不算少。但是虚假信息几乎没有进入讨论的范畴,更谈不上合作。在既有的国际讨论中,虚假信息往往以指责的方式出现,我想讨论的是,它是否可以从“指责的对象”变成“可以共同处理的问题”。

今天的虚假信息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点。它的伤害往往发生在真相大白之前。一段来源不明的视频、一张出处不明的截图,短短几个小时就能走完成它在舆论场中的传播全程。等到事实终于被核实清楚,外交上的指责、舆论上的愤怒、平台上的处置都早已发生。

这类压力对新闻业不是新鲜事。等上几个小时把事实理清楚,热点早已过去;不等,又可能传播错误。但是如今,这种困境正越来越多地外溢到外交回应和决策决断的环节。

中美当前这般高度互不信任的关系,会把“等不起”的状态进一步放大。低信任环境的一个特点是,任何一件事情还没弄清楚,就先自动归入最坏的解释。一段来源不明的视频,几个小时之就可能被解读为对方政府授意的有组织行为。人工智能放大的不只是谣言的传播速度,更重要的是误判合理化的速度。

这并不意味着合作就毫无可能。合作完全可以从一种相对朴素的共同认知开始。既然合成内容能在数小时内制造出一场危机叙事,当前任何一方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与本意如何无关。双发需要处理的,首先是稳定问题,而不是真相本身。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热线”,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参照。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之间外交电报的传递动辄要花几个小时,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一份关键信件被接收后用了将近十二个小时才完成解码。双方都认为这种通讯延迟构成了重大风险。1963年6月,两国在危机过后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建立了直接通信链路。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期间,这条热线被首次正式启用;此后在1971年印巴战争和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也都用过。这条热线并未消解冷战中的任何根本矛盾,但是它在多次紧要关头,为双方领导人提供了几个小时不必立即反应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因误判而导致的不可逆后果。这种“为核实争取时间”的思路,正是今天AI虚假信息领域合作可以借鉴的。

除了争取时间以外,还有两个常被忽视的议题也同样属于可以合作的空间。一是信息生成与核实之间的速度差。如今,生成一段足以乱真的视频只需要分钟级,专业取证却需要数天甚至数周。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要求一国领导人向公众说“我们再等等”,政治上几乎不可行。这种压力靠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无法解决,因为问题本来就不出在公众身上。

另一个议题更为隐蔽。未来的舆论影响活动,可能主要不再针对人,而是针对机器。当全球公众越来越习惯通过大模型和智能助手去理解中美关系、台海局势和贸易摩擦时,今天互联网上散布的低质量内容,就可能以“背景资料”的形式,出现在若干年后AI助手输出的答案中。

处理虚假信息的传统办法主要是删除和标记,但是生成的速度会随着模型能力提升而越来越快,删不胜删。因此更有效的方法或许是开展基础公共信息建设,让一个国家的权威资料和第一手记录等以机器可读的形式留在公共网络空间,让查证的人和机器都能找到。

具体可以开始做的事情不必宏大,或许有三个层面能够尝试。第一,在现有双边危机沟通机制中,增设一项专门针对时效性敏感信息事件的处置安排,让双方在涉及AI生成内容的重大事件中,能够先有几个小时的相互沟通核实时间,再做出政策反应。第二,推动两国在内容来源标识技术规范上的互通,使一段生成影像所携带的来源标识在跨越国境后依然能被对方读取,如此一来,无论由哪一边的AI工具生成,另一边都能查清它从哪里来、是否被修改过。第三,双方各自加大向国际公共信息空间提供本国权威资料的力度,让主流大模型在回答中美关键议题时至少有可信的原始来源可引用。这三件事都不要求任何一方放下既有分歧,但是它们源自同一个逻辑。当信息环境中缺少基本的核实能力时,最先失去反应时间的会是政府自己。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分歧不会消失,AI领域的竞争也或将长期存在。然而即便如此,双方至少仍有一项共同利益,那就是不能让全球公共信息环境变成一个所有人都来不及在其中建立判断和修正能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