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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鲍韶山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松动的锚:亚太变局与澳大利亚的同盟之困

2026-06-05

近期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为观察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实力格局提供了一扇窗口。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的讲话基调,相较于他之前的表态明显更为审慎。2025年言辞中的锋芒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对确保“有利且稳固的力量均势”的关注,以防止任何单一霸权——显然指中国——主宰该地区。他敦促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并再次发出增加国防开支的熟悉呼吁。引人注目的是,讲话中完全没有直接提及台湾。

这种从默认霸主地位到务实制衡的转向,标志着美国战略思维的一次重大演变。数十年来,美国在亚洲的绝对优势一直是地区秩序无可争议的基石,如今,这一前提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赫格塞思强调,要通过可行的均势来实现“以实力求和平”,这显然是受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等思想家的影响,他们早已警告美国在多个战区的承诺正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这中间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即盟友和伙伴必须做出实质性贡献,因为安全上免费搭车的时代即将结束。美国如今正试图转嫁经费负担和前线风险。

没有哪个国家比澳大利亚的国防规划——特别是围绕AUKUS(澳英美联盟)——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调整带来的不适。在对话会上,美、英、澳三国的国防部长宣布了对“第一支柱”计划的重大调整:澳大利亚将获得三艘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非原先设想的新造与二手潜艇混搭方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将这一变化描述为“优化”,意在压缩成本、简化运维,并实现与澳现役“柯林斯”级潜艇舰队作战体系的统一

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正在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为无人水下载具研发高科技载荷。
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正在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为无人水下载具研发高科技载荷。

批评人士则不那么宽容,他们认为此举证实了长期以来对计划可行性的怀疑。美国潜艇生产甚至难以满足其国内需求,“弗吉尼亚”级潜艇的产量因劳动力短缺、订单积压和供应链压力而未达目标。美国国会的分析和英国议会的证据早在数年前就指出了这些制约因素。当初为澳大利亚海军引进核潜艇的宏伟变革性承诺,如今却缩水为仅能落地可行的折中方案。“第二支柱”的无人装备研发虽能勉强粉饰缺憾,但作为协议核心的潜艇方案已然风光不再。

这一事态并非孤立事件,它反映了美国力量投射所面临的更深层次结构性制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伊朗冲突后发表的分析报告指出,连年海外作战严重消耗美军战备库存:远程打击、防空系统库存大幅缩水,关键武器产能补充周期动辄数年,而此前对乌援助进一步加剧了补给压力。稀土、永磁体和钨等关键材料在美国工业基础中仍是致命短板。正如我此前所言,在近期冲突中,前沿军事基地也暴露了其脆弱性。这意味着,依托前沿基地网络搭建的美国亚太威慑体系已不再可行。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严重依赖中国稀土和关键矿产。中国控制了全球约90%的稀土加工和永磁体生产。为反制美国关税和贸易措施,自2025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导致关键材料供应严重受阻。出口审批制度给美国国防承包商带来供货延误、不确定性和直接瓶颈。尤为突出的是,中国对钐资源近乎完全垄断,其供应量几乎占全球的100%。钐钴永磁对精确制导弹药、战斧巡航导弹舵机、雷达组件以及必须在高温高压极端工况下稳定运转的制导部件至关重要,它的供应中断直接威胁到弹药生产和库存补充,近期的多场冲突已然暴露了这一软肋。

以上现实不断冲击着澳大利亚一贯的战略逻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的政策运作基于一个前提:深度融入美国主导的架构最符合其国家利益。克林顿·费尔南德斯将其描述为一种“次帝国主义”取向,即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次级伙伴,在推进美国主导的秩序的同时,也增进自身在地区的影响力。这种思维模式是将美国持久的主导地位等同于澳大利亚的安全。

然而,《2026年国防战略》暴露了其内在矛盾。它一方面确认联盟关系是“根本性的”,另一方面又示意要增强自主性和主权能力。它承认地区竞争加剧,但并未完全正视一个资源受限、聚焦国内的美国所带来的影响。该报告从未真正阐明更大的自主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威胁到这种自主性。报告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一方面继续深度参与以留住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一方面又承认因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亚洲已转向多极化。防务学者休·怀特和萨姆·罗格文在近期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矛盾,并指出,要适应一个美国安全承诺越来越附带条件的世界绝非易事。

澳大利亚的地区环境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东南亚国家正在进行积极对冲,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寻求多元化能源安排(包括与俄罗斯合作),并探索替代国防供应商。跨境支付体系绕过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加速,都是各国顺应力量格局变化的务实选择。当邻国转向有管理的多极化之际,澳大利亚却仍然被束缚在美国霸权这一日渐过时的预设上。

国内政治也反映了这种不稳定性。近期RedBridge的民调显示,“单一民族党”的初选支持率飙升至31%,领先于工党的28%和联盟党的20%。虽然外交政策并非唯一驱动因素,住房、移民和生活成本问题可能占据主导,但长期以来的建制派共识立场正面临压力。曾经两党高度共识、牢不可破的AUKUS项目与对美同盟政策,如今饱受民间质疑。从绿党到马克·比森等独立分析人士,许多声音都对长期依赖美国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尤其是在美国大谈战略收缩的当下。

4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在中国银行主办的加强本币交易机制多边对话会上发言。(图源:新华社)
4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在中国银行主办的加强本币交易机制多边对话会上发言。(图源:新华社)

疑虑的核心在于,将国家核心防务规划锚定在美国拥有永久霸权的架构之上是否明智。当这种霸权地位面临物质和政治掣肘时,赌注的风险就会水涨船高。在一个已发生转变的亚洲,固守昨日的确定性正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澳大利亚发现自己正处在战略十字路口,旧的肌肉记忆与新的制约正发生碰撞。AUKUS计划的调整是表象而非起因,它切实地提醒人们,计划的实施受制于美国工业产能与国内政治走向,堪培拉无力左右。随着美国官员公开表态谋求区域力量均势而非单一霸权、周边国家纷纷推行多元化,澳大利亚长期战略姿态的根基开始出现裂痕。

未来依然充满变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轻易在广袤的亚太地区发号施令,然而,认为美国主导地位可以再无缝延续数十年的设想已经千疮百孔。固守这些假设是愚蠢的。对澳大利亚而言,这为一次令人不适却又势在必行的清算与反思留出了空间:如何在不抱幻想、也不陷入恐慌的情况下,安然度过美国失去绝对主导地位后的时代。当前的路径高度依赖旧权力格局下建立的旧有架构,这不禁让人对其长期可行性产生怀疑。政治领导人是正视这种实力衰退,还是固守熟悉的旧框架,将决定未来这场反思的剧烈程度。

随着亚洲围绕新的重心进行重组,澳大利亚无法不直面这些转变。将美国霸权视为地区常态的时代正在终结,其终局并非某种戏剧性的断裂,而是通过一点点暴露出的局限性逐渐显现,美国试图将资源保障责任与前线风险向外转嫁,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客观现实的步步逼进,澳大利亚国内的相关争论只会愈发激烈。这种不确定性蕴含着风险,也存在着用更清醒眼光适应新局面的可能,或许,我们还能抛掉艾伦·金杰尔略带讥讽描述的“害怕被伟大的跨大西洋保护者遗弃”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