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国际政治观察圈开始流行一种判断：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正在迅速瓦解，具体表现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政治献金从“助选金”变成“竞选负担”，越来越多议员开始与亲以政治网络保持距离，对以政策头一次从两党默契变成可以公开争论的选举议题。持这一观点的不乏颇具影响力的观察者，他们援引的论据也相当有力，即战争重创了以色列的道德形象，通胀和油价飙升激起底层民怨，MAGA右翼反干预派和民主党进步派在反战问题上罕见地形成情绪交汇。

这套叙事不乏逻辑吸引力，但真实的美国政治从来没有这么简单。美国舆论层面的风向逆转，是否等于亲以游说体系在制度层面真正失势？

民意变化

要理解这个议题，首先要承认舆论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且幅度不小。

战争改变了很多事，尤其对年轻一代。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让加沙平民伤亡的画面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涌入年轻人视野，也打破传统媒体对中东叙事的长期主导。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数据显示，60%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两年前上升近20个百分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50岁以下选民中，对以色列印象不佳的比例已超过半数。这意味着，“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作为一种公开立场，正在跨越党派承受越来越高的舆论成本。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人对以色列及其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看法正变得越来越负面。

这种变化甚至延伸到以色列在美国最稳固的支持群体内部。年轻一代美国犹太人中，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军事行动的不满明显上升，“犹太和平声音”这类批评以色列政策的组织成员在壮大。皮尤数据显示，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好感度也从两年前的73%下滑至64%。

但这里要区分两个层面：舆论好感度下滑是一回事，政策态度根本转向是另一回事。即便经历两年半的战争，仍有64%的美国犹太人和65%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而福音派体量远大于前者，这构成对以政策在共和党一侧最稳固的选民基础。民意在松动，但远没到崩塌的程度。

游说体系的变形

“AIPAC成了毒药”，这种判断在国内观察圈颇为流行，依据是几位议员公开退回捐款、民间出现曝光AIPAC资金的监督组织。但先看一组硬数字。

在2023至2024年整个选举周期中，AIPAC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旗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民主项目”（UDP）合计花费近1.27亿美元，是2022年选举支出的近十倍，成为当年对国会选举投入最大的单一外部力量之一。其中约2000万美元用于民主党初选，成功将公开批评以色列的进步派“小队”成员——密苏里州众议员科里·布什和纽约州众议员贾马尔·鲍曼——双双拉下马。一个真正走向末路的政治力量，不会在舆论最逆风的时候把选举投入增加近十倍。

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AIPAC政治行动委员会上发表讲话。

更准确的描述是，这套游说体系的变化不在能力，而在方法。AIPAC在2022年才首次直接介入竞选资金战，此前整整60年都是以议题游说为主。这个转向本身说明，靠私下游说和关系网络就能摆平一切的旧模式正在承压。与此同时，UDP投放的竞选广告越来越专注于塑造对手候选人的整体负面形象，而不再直接推以色列议题。出资逻辑没有变，只是面孔换了，追溯链条加长了。2026年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初选中，相关资金通过三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至少500万美元，并利用美国竞选财务披露制度的时间差，让选民在投票前难以完整识别资金来源。这恰恰说明游说体系没有退场，而是学会了更精巧地降低能见度。

那些高调宣布退回AIPAC捐款的议员，相当一部分人随后通过其他渠道继续获得亲以资金支持，如换了标签的政治委员会、无明确以色列指向的“友好捐款人”。钱依然在流动，议员们规避的不是这笔钱本身，而是与它公开关联所带来的舆论风险。

战争归因

国家反恐中心前主任乔·肯特辞职后的公开爆料，在美国右翼圈层引发震动。他指出伊朗并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卷入战争主要是受到以色列及其在美游说力量的推动。不过，他后续关于摩萨德操控、监控特朗普行踪的若干说法尚无可靠证据支持，更接近于反干预圈层内部的猜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阵营内部围绕伊朗战争和“美国优先”路线发生公开撕裂，这是建制力量内部的路线之争，而非某个外部势力的单方面操控。

伊朗战争开始后，美国一些加油站内出现把油价飙升归咎于特定族群的贴纸。这种愤怒的逻辑链条看似清晰（油价上涨是因为美国打伊朗），然而，美国卷入中东战争，背后是军工复合体的利润逻辑、新保守主义的地缘执念、海湾军事存在的惯性以及政治精英对被指责“软弱”的恐惧共同作用的结果。亲以游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但把如此复杂的多因决策简化为单一归因，既不符合事实，也是民粹情绪在经济压力下最容易出现的危险简化。

减少“显性”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反建制情绪，眼下看似都在批评亲以力量，实则指向不同的政治焦虑。进步派关注的是以色列军事行动的道德成本和初选中的金钱政治，MAGA反干预派关注的是美国被拖入不必要的海外冲突。两者所谓的“共识”更像是两种不满在同一靶子上的短暂重叠，而非一个稳定的政治联盟。

6月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表示：“特朗普相信他可以通过外交压力和强硬谈判解决浓缩铀问题。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从舆论的变化到政策的变化，中间隔着一整套制度缓冲。美国的竞选财务规则允许超级政治团体无限额投放、初选结构对组织化资金高度敏感、对外援助由稳定的立法程序保障、两党建制本身具有强大的惯性……这些制度设计，让任何单一的民意潮流都很难在短期内撼动既定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民调支持率屡创新低，但国会对以军援的拨款框架基本未动。

比“亲以游说失势”更接近的真相是，公开支持以色列的政治成本确实在上升，但维持影响力的渠道和方法也在同步进化。游说从台前转向幕后，从直接背书转向间接塑造，从高调动员转向低调渗透。它们共同描述的，是一种从“显性”向“隐性”的运作方式转型。

把舆论声量的扩大，误读为权力结构的崩塌，是观察美国政治时一个颇为诱人的陷阱。以色列用两年半的战争损耗了该国半个世纪积累的道德信用，未来有大量修补工作要做，这是确凿无疑的。但深嵌于美国选举制度、立法程序和政治资金网络中的游说机制，其韧性远非一轮情绪浪潮所能彻底改变。看清这一点，既不必为这套机制辩护，也不必夸大它的脆弱，而这恰是冷静评估美国对以政策走向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