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竞技场
人工智能（AI）正迅速成为中美军事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被两国视为塑造未来军事实力格局的关键因素。美国强调加速AI技术在国防军事领域的应用和部署，以在未来战场保持优势地位。中国同样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国防中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加速推进“智能化”在军队建设中的应用，明确要求人民军队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AI等前沿技术被置于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地位。人工智能被两国纳入各自军事现代化战略的核心，事实上已构成中美军事博弈的全新竞技场。
然而，AI在中美军事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单一的“冲突催化剂”。在两国都面临国防能力现代化需求的背景下，AI对两国军事关系的影响呈现出多重面向。AI军事应用充满复杂性，既能够在局部推动革命性的军事效能和作战方式的调整，也在兑现赋能预期方面充满挑战、不足和不确定性，并连带产生足以破坏作战效果、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的风险与威胁。AI应用和部署于军事领域，既是推动作战效能提升的利器，成为双方竞争领域，也能够促使双方正视共同面临的安全风险。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竞争与合作的双重视角下，对中美军事AI关系进行审视。此外，作为全球AI与军事科技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有必要共同承担责任，应对AI军事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安全挑战，在相关治理领域寻求对话协调机制，防止技术及应用失控损害国家安全、扰乱地区乃至全球稳定。
不同层级的赋能与风险
AI具有提升军事效能和引发多重风险这两方面的影响，如同硬币的两面，贯穿于上述各个层级、不同领域。在赋能方面，AI可以帮助后勤、训练、指挥等领域实现自动化与效能优化，在直接作战和战场管理方面，AI结合无人平台的出现有望至少在局部改变未来战争的范式。但与此同时，AI引入军事领域会带来多重潜在风险。其一，AI可能压缩决策时间、放大冲突升级概率。其二，当前以神经网络和数据为基础的AI系统因其算法不透明性以及数据的不可靠性，可能诱发人为误判，导致地缘冲突或人道悲剧。更隐蔽的是，AI被利用于信息战和认知战，通过生成海量虚假音视频或新闻，扰乱对方国内舆论和决策判断。在中美高度警惕彼此意图的背景下，这种信息层面的误导可能对战略稳定造成额外冲击。其三，军备智能化引发的竞争螺旋升级也会加剧，AI竞赛无疑已成为当前两国军事安全竞争的新推手和新形态，双方在缺乏互信和有效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都担心在军事智能化上落后于对方，于是加速投入军备和防御措施。虽然美军高层试图释放克制信号，避免陷入失控军备竞赛，中国方面也反复强调“不与其他国家开展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但是在客观效果上，两国显然都不愿也不会在AI军事应用上示弱，一方的新部署往往被另一方视作压力，从而推动其投入对等或更多资源追赶，这种局面可能令两国陷入“赢了竞赛却输了安全”的困局。这种困局并非“安全困境”，潜在的负面影响则大于安全困境，因为双方的出发点均非“满足现状”而是寻求通过新的技术可能性寻求有利于己方的改变。
具体而言，两国的AI军事应用在由战术到战略层面的部署存在不同的影响。在技战术层面，AI已广泛融入两国武器装备和支援平台与系统。AI的优势直接体现在战场管理微观层级的敏捷与精确上，以及战场之外的建设与管理，例如更加实时的情报处理、更自主的无人系统、以及战场感知与火力打击链的加速闭合，能够提高感知、决策和打击效率，以及后勤物资管理和人员演训效率。这构成了中美竞争最直接也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双方都希望通过AI赋能使己方士兵和武器比对手更“聪明”、更迅速、更高效。不过这一层级应用部署的影响范围也是相对有限的，无论是赋能还是失控风险方面，虽然存在出现连带效应和升级的可能。
在作战行动和战区层面，AI的影响开始放大，对中美军事态势的塑造更加显著。双方都在探索以AI优化指挥控制和战场管理，例如通过智能算法整合多源情报、辅助指挥官决策，从而在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和战区层级形成具有“联合”和“全域”特征的感知与快速响应能力，实现跨军兵种、跨地域、跨作战域的信息融合与火力分配。这一层面的AI应用对中美军事关系影响的风险性也在提升，AI赋能的快速决策和联合打击能力意味着双方在潜在对抗中的攻防博弈更趋激烈，敏感领域和地域出现局面失控与升级的可能性提高，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管控机制，高速运转的智能化战场可能超出人类指挥员的掌控，或“诱导”人类指挥员，令偶发事件迅速升级为难以遏制的军事对抗。AI不仅是力量“倍增器”，更可能成为风险“放大器”。
在战略层面，人工智能对中美军事关系的影响更趋深远和复杂，既关系到战略稳定、核威慑稳定，也涉及全球安全格局的走向。首先，AI可能冲击战略威慑与稳定。例如，智能化侦察与打击技术的发展，使得强者探测对方战略威慑力量并实施有效打击的可能性增大，剥夺对方二次核打击能力成为一种可能和诱惑，而相对弱的一方如判断自身二次打击能力的生存性存疑，也在理论上面对“use it or lose it”的两难，无论哪种机制发挥作用，都能削弱双方的威慑平衡。此外，AI介入战略决策可能引发误判升级。在高度紧张的战略博弈中，如果决策者过度依赖AI提供的信息与建议，或AI支持的机构或个人，而这些算法存在偏见或不透明性，所依靠的训练数据存在缺陷，又可能出现恶意操纵导致的“深度伪造”、网络攻击等问题，那么战略层面的误判风险将大大上升。因此，在战略层次上，中美都对AI保持着警惕，包括强调确保核武器始终置于绝对安全和可靠、由人控制的状态。不过，对中美而言，最复杂的课题在于，AI在战略层面的介入并非简单的“掌握按钮”或“替代决策”，而是AI在复杂的人机环中以各种方式、在各个环节实现了广泛的“嵌套”。像中美这样的大国所要管理的并非简单的某些AI赋能战略工具，而是庞大的复杂系统。总之，在战略领域，AI既被两国视作确保未来战略优势的必争高地，同时也因其可能撼动战略稳定而应当引发双方对失控以及更复杂情形负面后果的担忧，前者推动竞争，而后者则构成双方合作管控的前提。
竞合交织态势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发现当前中美军事AI关系呈现出竞合并存交织的特征。一方面，竞争态势激烈。无论是在前沿技术研发、战术应用、作战概念创新还是体系性的现代化适应上，中美均视对方为主要竞逐对象。双方都将AI视为赢得未来军事优势的关键，投入巨资、聚集力量，力求在AI技术突破和军事转化上跑在前列。在争夺AI军事优势的问题上，中美谁都不愿也不会主动让步，形成了典型的零和博弈状态。
另一方面，合作与风险管控的需求同样突出。特别是随着AI技术不断渗入战略领域，两国都有动机避免陷入安全闸门缺位或失效的危险状态。近年来，中美在一轨和二轨层面都开始探索就AI风险管控进行对话沟通的可能，两国也分别作出了管控高风险应用的动作。
在美国方面，相关约束已通过《美国国防部第3000.09号指令：武器系统自主性》实现一定程度的制度化。该指令要求自主和半自主武器系统在设计上必须确保指挥员和操作员能够对武力使用作出适当程度的人类判断，并要求某些自主武器在正式立项研发和部署列装之前接受高层审查。华盛顿发布的《负责任军事使用人工智能与自主性的政治宣言》则呼吁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军事人工智能，遵守国际法，并设置相应护栏，以减少非预期偏见、事故和非预期升级。
中国近来的相关努力采取了类似但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明确规制色彩的形式。北京一再主张，各国尤其是大国应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军事开发与使用，确保此类系统安全、可靠、可控并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避免误用、滥用和无序扩散。中国还在多边场合积极推动这些理念，倡导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广泛接受的军事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中方已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明确主张各国尤其是大国应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军事人工智能的研发和使用。中国强调，军事人工智能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并防止军备竞赛。这些立场在精神上并不与美国倡导的“负责任人工智能”原则根本冲突，二者都体现了对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问题的关注。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2024年12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两国元首声明中明确强调，必须由人而不是人工智能或机器保持对核武器的控制，这给未来相关管控合作推进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中美在某些风险管控议题上存在进一步的协作与合作空间，例如建立沟通热线和预防机制以防AI引发误判危机，甚至在未来实现局部有限分享测试验证和算法安全相关信息，加强局部双向透明度，以减少重大误判风险。随着AI技术继续发展，中美在管理和治理军事领域失控风险、人为误判和冒进风险、伦理规范合作等方面都存在协调甚至合作的必要。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对共同风险的理性认知并不足以完全对冲或消除因互疑而互塑的消极行动循环。
竞合并存的态势给两国军事安全关系和国际安全治理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 如何在竞争必要也会必存的前提下，避免完全失控和非必要对抗的出现，并寻求将有限的合作共识转化为实质的风险管控。对于中美而言，这不仅是两军之间的问题，更是覆盖AI技术发展全生命周期、全应用部署网络的多领域和多部门协调问题，不仅是高政治和一线政策问题，也是两国二轨外交和学术科研交流协作的问题。
共同责任与治理展望
作为全球AI和军事科技的领先国家，中美在军事AI领域的竞合关系将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产生深远影响。这不仅事关两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攸关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历史经验表明，新技术的军事化往往早于相应规则的建立，因此大国有责任超前思考并引领治理框架的塑造。随着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融入军事领域，中美都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通过单边行动有效应对AI带来的结构性安全挑战。正如中国军控白皮书中指出的，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是全球治理的新疆域，需要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共同参与制定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
这意味着，中美应超越零和博弈，开展必要的对话、协调乃至合作。首先，两国应建立高层对话与沟通机制，借鉴美苏在核军控领域建立热线、签署协议的经验，中美可以探讨在AI军事应用领域设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讨论签订行为守则或建立危机联络机制，在AI相关事故或异常情况发生时及时沟通，防止局势升级。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机制如果有可能建立并具备可行性，其任务应尽量收窄：不是“解决危机”，而是“核实某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异常究竟是真实存在、局部发生、功能降级、遭到伪装，还是仍在扩散”。例如，这类渠道应当主要服务于异常澄清和事件范围界定，而不是在实时状态下裁定责任归属，其目的在于防止因不确定性而引发螺旋式升级。它应当包括一套可在人工智能关联事件发生时迅速交换的最低限度信息模板，例如：事件发生的时间窗口、受影响部门、对归因的初步置信度、潜在伪装迹象，以及为遏制扩散已采取的措施等。
第二，中美应在多边场合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联合国、五常、五常+或其他有效平台与框架，推动国际规则与标准的讨论甚至制定。这种工作的起点往往很低，政治阻力巨大，协调成本很高，但即便是诸如共同支持诸如“某些AI赋能武器或军事系统只有在特定条件下以特定方式才能够使用和部署”这类最低原则，即便缺乏完整的落地对标性，鉴于AI竞赛的全球扩散风险，中美仍然有责任携手推动相关议程的起步。
第三，中美应鼓励在官方层面之外持续加强二轨交流与合作，允许和推动两国学术、智库和广大的认知共同体开展联合研究、提出行动倡议、影响政策闭环，就AI对军事安全和战略稳定的影响建立基础知识体系、拿出可行政策建议。事实上，双方专家已通过不同平台进行了大量相关的二轨对话，并产生了实际政策影响。如何进一步有效打通部门壁垒，将相关成果纳入具体的军事安全决策和能力建设环路，应是下一步目标。
中美在AI军事应用领域既是竞争对手，也是面对共同风险、承担共同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双方既要避免陷入螺旋竞争，也应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开展对话和协调，甚至将军事AI视为与核武器和战略稳定同等重要的双边安全对话核心议题。如何在追求军事效能、确保国防能力建设、军事安全利益与防范安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已成为中美两国两军共同面临的战略课题。在推动AI军事创新、维护自身军事安全利益的同时，中美两国需要拿出大国担当，共同塑造安全框架与可落地、因地制宜的规范规则体系，为相关地区乃至全球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这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长远利益，也是对人类命运负责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