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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羽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1世纪国际政治生态变动的美国因素

20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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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冷战年代美苏两国国家战略和两大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不同,21世纪最初20年的国际政治生态变动,在其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国际战略变化造成的,这是由于这个时期的全球体系和力量对比仍然处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单极世界。同时,在这20年里,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也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一,21世纪国际政治生态首先出现的战略性变动是“911”事件的发生,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这次事件震撼性地提出了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不再像上世纪末期那样只是影响国际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局部和偶发的危机,而是和传统安全问题一起,构成了对21世纪国际社会和每一个成员国的两大挑战。相应地,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出现了双重化,既要应对大国竞争对单极体系的侵蚀,同时也要应对已经严重冲击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甚至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的恐怖主义挑战。美国在“911”事件后的最初几年被迫与俄罗斯和中国形成的反恐伙伴关系,造成了21世纪初若干年内大国竞争的松弛,也为中俄两国的国内发展提供了为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就目前的态势看,大国竞争将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中近期首选方向,基于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紧迫性而重拾大国合作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

其二,新的帝国综合症在金融危机中被异常突出,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不断调整本国的对外战略,原先稳固的单极体系开始松弛。 “911”事件后美国进行的两场反恐战争,即阿富汗战争(实际上的)和伊拉克战争(名义上的),直接军事支出高达3万亿美元,基本上吞噬了美国的冷战胜利红利。与克林顿政府在1999财年和2000年财年宣布财政结余分别为10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不同,小布什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双双快速增长。美国政府为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应对恐怖主义挑战的国际战略选择,不仅引起了普遍的国际争议,也严重透支了美国国力。应该强调的是,这两场战争不仅转移了美国政府对自身发展问题的国家关注力,例如,2001年美国连续三个季度出现的经济衰退揭示了国内实体产业空洞化已经蕴含危机,而且还消耗了美国政府化解危机的财政能力。这一21世纪新的帝国综合症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显露无疑。两届奥巴马政府不断实施的战略收缩,实际上已经使苏联解体后出现的稳定单极体系向松弛的单极体系过渡。

其三,金融危机爆发后十余年里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逐步加重,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生态形成了全局性影响,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在遭到其创立者和维护者的严重破坏。如果说两届奥巴马政府只是根据“巧实力”的外交哲学,局部实施孤立主义来推行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并没有一般性的放弃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国际规则,例如曾经在两大洲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计划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计划,那么,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在实际上仍然需要更多倚重联盟体系的背景下,美国单边主义行动逻辑的广泛实施达到被称作反全球化的程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退出各种多边国际协定和条约,另一方面,该政府还不断以“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行动来修改与盟国、伙伴关系国和竞争国之间的合作机制,从而使建立在开放式协商共建、需要普遍准守规则来维系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受到严重破坏。

其四,主要竞争对手的转换,使美国开始着手放弃以往建立的战略稳定机制,军备竞赛和核扩散乱象纷呈,难以遏制。由于将首要战略对手锁定为中国,美国不仅退出了《中导条约》,而且对续签即将到期的美俄核裁军条约也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美国目前对朝核问题的政策也开始让人怀疑它是将该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一个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