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里斯本，我在这里参加了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组织的“慕尼黑青年领袖”年会。会议汇聚了80位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历年“青年领袖”，会场外的特茹河畔阳光温柔，但场内关于未来国际秩序、跨大西洋关系与欧洲安全的讨论却折射出不安的复杂情绪。面对大国竞争加剧、跨大西洋利益错位和防务体系压力，欧洲似乎被迫站在一个必须重新定义自身角色的十字路口。

“慕尼黑青年领袖”2025年里斯本年会合影 供图：MSC/Kuhlmann

在现场，我感受到这种不安在当下的欧洲正不断累积，逐渐凝结为三重焦虑：对国际秩序与多边主义的焦虑、对跨大西洋关系的焦虑以及对自身防务建设的焦虑。三条交织的主线正深刻塑造欧洲战略心态和未来走向。

过去三十年，欧洲一直将自己视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战略资产。然而，冷战后欧美共同塑造的安全与经济框架正在松动，欧洲赖以施展影响力的多边平台日益失效。美国曾长期为国际秩序提供安全与市场的双重支撑，但随着全球力量分布的变化，这种支撑正发生根本性转折。美国的战略焦点逐渐转向印太，安全承诺变得更具选择性；经济政策则从开放转向防御性更强的地缘经济，愈发依赖关税、制裁和出口管制等工具。在价值观领域，欧美曾经共享的自由主义共识正被撕裂，民主、人权、贸易规则等议题不再自动形成跨大西洋的政策协同。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意识到，单靠价值观外交已不足以塑造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的空缺在扩大，而大国竞争的逻辑正渗入几乎所有政策领域，从供应链到能源、从绿色转型到技术竞争。多边主义失灵使欧洲被迫在不同议题上选择立场，有时甚至不得不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策略。但这种选择又并不容易，因为欧洲在安全、技术、能源和金融体系上对美国的依赖依然存在。

欧洲想要维护多边主义的全球角色，却不得不接受国际体系逐步碎片化的现实。在安全领域，特朗普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北约、欧盟和成员国防务之间的协调愈发复杂；在贸易领域，美国绕开世贸组织推动“小多边”甚至双边安排；在技术领域，美国通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芯片管制设立新的壁垒。多边主义不再是欧洲的制度优势，反而演变为欧洲的战略两难。

孙成昊在里斯本年会分论坛开场发言 供图：MSC/Kuhlmann

欧洲的第二重焦虑来自跨大西洋关系本身。特朗普的再度当选，使这一关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过去几年，欧洲逐渐适应“美国优先”战略，特朗普的回归则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正从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同盟转向基于交易的伙伴关系。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更具条件性，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在经济政策上，美国倾向将安全与产业利益挂钩，把盟友与竞争者置于同一评估体系中。

对于欧洲来说，这不单单是信任危机，更是战略空间被大幅压缩的过程。美国计划对多数进口商品加征更高关税，即便是针对中国商品的措施，也会导致欧洲汽车、能源和高科技产业面临被波及的风险。尤其是，欧洲内部对于如何应对美国技术政策的不满日益加剧，但缺乏统一回应的能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洲的自身分歧。法国强调战略自主，主张减少对美国依赖；中东欧国家则因面临直接安全威胁，普遍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这种战略观念上的差异，使得跨大西洋关系在特朗普2.0的压力下更容易被双边化，欧盟整体协调能力遭到削弱。欧洲试图在对美合作与自主追求之间找到平衡，但在安全、产业、能源等核心领域，美国的不可预测性让欧洲始终处于被动。

欧洲的第三重焦虑集中在防务建设上。俄乌冲突已深刻改变欧洲安全格局，让欧洲直面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美国削减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欧洲必须独自承担起安全成本。虽然欧盟已经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希望通过联合采购、共同研发和设立防务基金等措施提升自主能力，但距离真正形成独立防务体系仍有巨大差距。欧洲军工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国防产业分散、标准不统一、产能有限，短期内难以替代美国的技术和资源。

北约的未来因此更加扑朔迷离。美国逐渐从“安全提供者”向“离岸平衡者”转型，意味着欧洲必须承担更多常规防御责任。然而，欧盟内部政治现实导致这一目标步履维艰。法国与德国在防务一体化的方向上存在分歧；中东欧国家拒绝以牺牲与美国安全关系支持欧盟自主防务；极右翼和民粹主义力量在多国上升，进一步削弱财政动员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年轻一代对防务自主既充满渴望，又怀疑其可行性。欧洲正步入外力推动下的战略过渡期，不再满足于仅仅在价值观上发声，而试图用硬实力重塑价值观外交和地缘政治安全之间的平衡，但政治、资金和意愿的缺口，又使这种努力充满不确定性。

在里斯本，我深刻感受到欧洲的焦虑并非情绪化的反应，而是深植于结构性现实中的战略困境。国际秩序的裂变、跨大西洋信任的流失、防务自主的迫切性。这三重焦虑交织在一起，构成当下欧洲战略心态的底色。未来三到五年，欧洲的政策取向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如何在多边主义、跨大西洋关系和防务自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如果这一平衡无法实现，欧洲可能在全球竞争中陷入“被动跟随”角色，既难以塑造国际规则，也难以保护自身利益。

焦虑本身也意味着机遇。在多边治理、绿色转型和技术创新等领域，欧洲仍拥有全球影响力。如果能够在战略自主与跨大西洋合作之间找到新的结合点，欧洲或许能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发挥一定的独立作用。对于中国而言，欧洲对多边主义的坚持、防务产业的重塑和对外战略的再平衡，可能带来新的合作空间。从气候政策到供应链韧性，从人工智能治理到全球公共产品，未来的中欧关系或许将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中迎来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