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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关税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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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斯塔默政府能否兼顾美国和中国?

202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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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9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中左)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右)在伦敦兰卡斯特宫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合影留念。(照片:李颖/新华社

两国代表团2025年6月10日的会面地点是一座华丽建筑,它是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兰开斯特宫,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象征意义。会面的一方包括一位得到总统信任的内阁成员和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后者被提拔为有史以来最难预测政府的高级贸易官员。另一方是一位强硬的、受命于本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官员。他们身旁是一群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包括一位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各自团队举行了第二轮高层双边贸易谈判。借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前一周通话的契机,双方团队达成以下共识:美国对华关税维持在51%(拜登执政时期的21%+特朗普加征的30%关税);中国将加快恢复对美稀土出口,以换取特朗普在重新接纳中国留学生方面做出让步。

不过,尤为引人注目的并非双边谈判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仅仅印证了人们的看法,即精通媒体宣传的特朗普总是摘取唾手可得的成果,以便将其转化为“胜利”,纳入他的个人“交易”招牌。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谈判在伦敦举行,而不是日内瓦、新加坡或者安克雷奇——长期以来这些地方一直是中美领导人“最喜欢的”会晤地点。

选择伦敦似乎显示了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政府的意图,即将英国定位为能与中美双方接触的务实的多边对话者, 同时也说明英国在这方面取得部分成果。

工党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明显温和,更倾向于接触,其背后原因或许是英国目前面临巨大的国内经济压力。尽管2025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超过预期,但对4月份的初步估计显示,英国经济萎缩了0.3%,是2023年10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许多人将此归咎于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制度对全球宏观环境造成有害影响,抑制了投资者情绪。鉴于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尽管尚未挖掘)及其在机器人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显著技术优势,斯塔默推行比其前任更为平衡的对华政策,从经济角度看是合理的。

英国刚刚起步的多边外交

我们不应认为中英关系的缓和意味着英国将从根子上疏远美国。事实上,在最近结束的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和斯塔默正式签署了贸易协议。特朗普宣称英国将免受未来关税的影响,“因为我喜欢英国人”。

这是美国与英国(GDP总量位列世界十大经济体)达成的首份协议,英国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斯塔默的正式访问、国王的示好信函,以及伦敦钢铁行业的顺从(美国对其征收了25%的关税),最终促使特朗普承认并肯定了双方“特殊关系”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特殊可能是因为斯塔默为特朗普献上殷勤言辞,而不是英国将为特朗普经济议程做实质性贡献。

对英国人来说,双方如果开展谈判,结果可能更加糟糕。英国对美出口的汽车(其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关税已从27.5%降至10%,对英国航空航天业则完全免除了10%的基准关税。然而,这些谈判的最大赢家很可能是陷入困境的斯塔默政府。尽管英国仍然是美国重要的金融、技术和情报合作伙伴,但斯塔默需要尽快谈判且取得成功,以便在面对一系列国内政治挫折时取得重要的公关胜利。

另一方面,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任英国政府真诚希望与中国重新接触,而不仅是抱有重建对华关系的幻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2月访问英国,与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重启了中英战略对话。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以及能源安全与净零排放大臣(前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也访问了中国,与中方官员以及高层领导人会面。

这些会谈在政策层面成效不大,没有为未来的合作与协调制定出清晰的议程,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另一点:它们帮助恢复了英国内阁成员与中国高层之间长期中断的直接沟通,同时,也为推动更多部长级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工作层面对话以及闭门进行的“一轨半”和“二轨”合作铺平了道路。

然而,迄今为止,备受追捧的中国对英国投资尚未实现。或许,随着有关中国在伦敦设立 “超级使馆”的持续争议得到解决,这种情况将会改变。

过度解读英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双重策略是错误的。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外交“大棋”。在斯塔默领导下,工党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务实地追求引人注目的回报(也可能包括经济回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斯塔默宣扬英国与欧盟达成“里程碑式协议”,虽然可能难以实现。该协议承诺削减英国脱欧后出现的繁文缛节,同时英国将再次签署欧洲单一市场动植物健康监管条例。在强硬的脱欧派眼中,此举意味着重大让步,他们认为英国离开这个强大的经济集团才能“重新获得主控权”。然而重要的是,双方确实达成了协议,而协议里错综复杂的细节需要在未来不断修改、重新审视和继续修改。

平衡中美政策时的三大挑战

在平衡中美关系的策略上,斯塔默必须应对三大截然不同的挑战。首先,美国不可避免地倾向于阻挠任何可能涉及“战略敏感性”(即与安全相关的)的中国资本收购。近期,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决定关闭位于斯肯索普的工厂引发轩然大波,充分暴露出中国投资目前在英国面临的政治敏感性和地缘政治限制。事实证明,美国相关机构很可能援引美英协议里的“毒丸”条款,终止那些它们认为破坏美国经济、技术和金融利益的中英合资企业。

第二大挑战是英国部分选民群体持续施压,迫使英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些选民主要包括日益壮大的香港新移民群体,以及那些对中国政府抱有意识形态怀疑论的人士。从指控开展间谍活动和干涉英国政局,到批评中国国内人权和政治权利,大量政治上可利用的论点足以让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拿来煽动民众对中国的敌意。工党领导人不仅要应对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或者改革党的反对,还要应对那些对当前中英关系改善感到怀疑和不满的普通议员。

第三是“警惕背后”危险。英国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时,中国很可能是其外交政策机构的次要考虑。英国外交官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必须维护本国的战略自主,同时还要承担疏远美国这个强大、复仇心强且信奉干涉主义的盟友的风险。而且,英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对中国的依赖。这并不是说英国没有任何行动或回旋余地,而是美国多疑的安全防务机构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空中,尤其是在英国对印太地区争议问题(例如台湾和南海)的立场上。

话虽如此,英国与中国重新接触绝非徒劳。近期,中东局势升级,造成悲惨的结果。特朗普政府公然奉行交易主义,并释放出渴望摒弃二战后长期支撑美国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强烈信号。鉴于上述因素,白宫很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对长期盟友与战略对手之间基于现实主义的“交易”视而不见,只要美国总统的核心政治、经济和商业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