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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关税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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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韩关系将走向何方?

202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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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2025年4月3日,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Iwaya Takeshi))、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和韩国外长赵兑烈(Cho Tae-yul)在布鲁塞尔举行会晤。(照片:共同通信社)

历史上日韩关系起起伏伏。近年来两国关系显著回暖,让美国和其他国家从中受益。但如今我们正处在悬崖边缘,日韩美三国是继续改善关系、进一步加强联系,还是重蹈覆辙、纠结于以往的问题?未来几个月答案将变得更加明朗。

过去几年,三国政府努力克服数十年来导致关系停滞不前的障碍,取得了显著进展。三国合作最初的重点是应对朝鲜的安全挑衅,近年来则大幅拓展了合作的地域和功能范围。

这种改善趋势的背后动力包括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这突然加剧了三国政府对亚洲军事侵略风险的担忧),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组成的威权轴心不断巩固(这增强了民主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以及拜登总统、岸田文雄首相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对建立全面三国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

三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制度化合作,使三国伙伴关系更加稳固持久。2023年8月的戴维营峰会强调了这一点,峰会上三国承诺每年举行多领域三方演习,交换朝鲜导弹发射的实时数据,并加强弹道导弹防御合作。时任韩国国防部长申元植是15年来首位访问日本的韩国防长,他表示,这些举措旨在使三国的防务合作“不可逆转”。除防务问题外,三国政府还承诺就其他共同关切进行磋商,并在国际发展、全球治理、制裁和高科技出口管制以及台湾相关问题上开展合作。

4月23日,峨山政策研究所主办了一场线上线下会议,同样重点强调了三国合作。发言者指出,联合国等全球性的规范、规则和机构不断弱化,使得以韩日美伙伴关系为代表的小型多边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韩日美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国防工业协定(AUKUS)以及其他区域合作项目有助于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弥补亚洲缺乏欧盟或北约等类似机构的不足。即便如此,发言者也承认,首尔、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生的领导人更替是对三国伙伴关系制度化进程的根本考验。

迄今为止,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延续其第一任期的做法,继续推动在东北亚地区的三国防务合作。例如,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与日本和韩国外长举行了会晤。4月,美国国防部、日本防卫省和韩国国防部承诺继续开展三国安全合作,并在首尔举行了国防三方会谈工作组会议和桌面演习。媒体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优先为印太战区提供资源。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三国安全合作是否会由三国最高领导人参与,还是回归为国防和外交机构主导的部级合作。

原则上,内阁级别的接触足以维持重要安全项目的合作,但三国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贸易和责任分担争端破坏军事合作,目前仍不得而知。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美国全球供应链的“友岸外包”及其他措施让经济和安全合作相辅相成,特朗普政府则试图让安全合作与激烈的经济竞争相结合,并尤其关注关税和贸易不平衡。如果贸易下滑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三国政府将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撑国防预算。然而,尽管美国现在的全球重心有变化,意味着实现先前在某些问题上的合作计划(如发展援助、气候变化或全球卫生项目)变得更加困难,但各方可以通过加强在国防工业、能源安全和联合造船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从中获益。

三国伙伴关系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日本尤其是韩国正在进行的政治领导人更迭。近年来,韩国民主党领导人一直质疑尹锡悦与日本和解的行动,使之成为批评执政的国民力量党的惯用话题。如果民主党候选人赢得6月3日的大选,新总统可能会像以往的进步政府一样优先加强与北京、莫斯科或平壤的关系,而不是与东京的关系。即使韩国选出另一位保守派人士,也无法确保新总统是否会像尹锡悦一样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改善对日关系。

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新领导人是否仍将国际安全视为全球要务是另一个未知数。拜登、岸田和尹锡悦都认为,欧洲安全形势的恶化将对印太地区产生负面影响,但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希望北约盟友能够履行自己对欧洲的安全承诺,而不是关注亚太安全问题,当然支持制裁和出口管制是例外。这种安全层面的转向可能导致欧洲海军减少在中国周边维护航行自由的巡逻,或削弱所谓“北约-IP4结构”。IP4是指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四个印太伙伴国。

中国近年的政策严重疏远了日本和韩国公众。无论两国政府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有何担忧,它们都不太可能和中国联手对抗美国。比如上月,首尔和东京就回绝了北京提出的共同应对特朗普“对等关税”的要求。

即便如此,三国伙伴关系本质上仍然是三国国家安全精英自上而下的计划,民众支持并不稳定。日韩美三国的新一届政治领导人知道,他们可以淡化这种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而不会在国内造成重大政治成本。但目前东京和首尔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领导层的交接上,同时等待华盛顿进一步清晰阐释对它们自己以及对北京、莫斯科和平壤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