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加快国际经济秩序调整进程

[1]俄乌冲突的爆发为百年变局添加了新的时代注脚。叠加世纪疫情，俄乌冲突加速了国际经济秩序从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向多边平行体系并存的全球化演进。

一、冲突表象下的深层矛盾

从经济金融角度观察，俄乌冲突背后反映的深层矛盾和爆发时机值得关注。

首先是能源出口国和能源进口国之间的深层矛盾。俄乌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经纬，表面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俄罗斯和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在冷战之后的再次正面碰撞。俄罗斯经济长期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欧洲则是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乌克兰在俄、欧之间扮演着能源进出口的陆上大陆桥的角色，并由此获得不菲的能源过境收入。但乌克兰越来越不满足于只做俄罗斯和欧洲的“能源大陆桥”和“世界粮仓”，而是希望通过与欧洲加强经济金融上的融合，参与西方经济金融大循环，升级自身经济模式。面对乌克兰的“叛逆”，俄罗斯“武器化”对乌能源出口，采取暂停对乌供气、提高对乌能源出口价格等措施，“鞭子”打在乌克兰身上，但实质上更受损的是能源消费终端的西欧国家。由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在这个问题上对俄罗斯早已心怀不满。

其次是俄罗斯能源出口型经济模式与西方信息经济模式之间的深层矛盾。近年来西方持续对俄罗斯的经济、技术封锁让其科技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速度显著慢于西方。而西方得益于科技的快速迭代，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其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演进。信息经济较能源出口型经济模式的显著优势在于，信息经济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重要投入要素，单位产出能耗降低，对能源的总需求减少。而作为能源生产型经济则自然希望他国能扩大能源消费。又者，能源出口收入易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前，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低迷，加重俄罗斯经济困难。两种模式长期发展的结果便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失衡的加重，俄罗斯能源出口型经济模式与西方信息经济模式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

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此次俄乌冲突爆发的时点是美国经济新周期的开启，股市和经济基本面出现显著偏离，美联储为退出经济刺激政策而头疼不已的特殊时期。俄乌冲突的爆发为拜登政府转移国内矛盾，加快国内军工生产提供了有利契机。上述事件在时间上同时发展，这到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具有关联性，值得深入研究。

二、短期影响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俄乌冲突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受益者，对其不合理之处，中国的立场是清晰和一贯的，即中国希望在联合国框架下，坚持多边主义，对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做增量式改革。从经济角度来说，成本最小的变革方式是从一种稳定状态逐步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而非跃迁。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先立后破”，而非“先破后立”。因此，对中国而言，保持现有体系稳定，并做增量式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不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方，但俄乌冲突引发的冲击波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所谓的中国从冲突中获益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一是俄乌冲突给中国经济金融带来短期冲击。从2021年12月末，中国政府对经济形势的研判和下一步工作要求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稳增长、保民生、控物价的压力进一步上升。而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动荡让中国“六稳”“六保”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短期内，由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者情绪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俄乌冲突威胁全球农产品供应，全球粮食价格将进一步飙升，推高早已触及多年高点的大宗商品市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正面临更加严峻考验，需要在保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控通胀。在国际方面，俄乌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粮食的供需失衡。一些产粮大国的“惜售”和富裕国家的“抢购”或给贫穷和缺粮地区带来更大压力。

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展开的制裁与反制裁“斗法”，一波接一波的金融与贸易制裁相继加码，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俄、美、欧等直接相关方，亦扩散到国际经济领域。

虽然西方国家宣称制裁举措会对俄罗斯经济和政要产生巨大负面冲击，但事实上，制裁的实际效力可能并非如宣传一般大。亦或是，制裁的效力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全表现出来。[2]

第一，制裁是把双刃剑，美国等西方国家自身也受到制裁反噬。对俄制裁的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在“失血”。制裁力度越大，短期内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向冲击越大。第二，俄罗斯仍有相应政策工具对冲西方制裁。第三，西方制裁让俄罗斯成为新的价值“洼地”，吸引高风险资本流入。一些西方公司意图通过抄底俄罗斯股市和公司资产，获得超额回报。事实上，3月初以来，已有多家西方公司逆势入市，购买俄罗斯廉价的公司债券[3]。

然而，即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效率低于宣传效果，其所产生的负外溢性却显著增大了中国企业的经营风险，这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中国正积极扩大与东欧、中亚贸易，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增大了中国在上述国家的投资、贸易风险。中国义乌对乌克兰小商品出口量较平日下降八成。更有对冲基金甚至抓住俄乌冲突之机，在镍（Nickel）等期货市场兴风作浪，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大幅上升。[4]由于俄罗斯被排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其金融机构对通过中国银行业进行跨境资金交易的意愿上升，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禁令让中资金融机构由于担心次级制裁无法接单涉俄罗斯业务。[5]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段线路由于冲突而不得不暂停和更改。过境/直达乌克兰的中欧班列被迫做出调整。

此外，中国企业正面临不断增多且类别繁杂的西方制裁禁令，企业误碰制裁禁令的风险在增大，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干扰。[6]

三、长期影响

俄乌冲突的长期影响将远超二战以来的历次局部战争，并将引发世界各国之间新的分化组合，加速世界变局的演进过程。

一是加快国际平行市场的形成。国际经济关系此前已经受到“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俄乌冲突将加速国际体系的集团化。虽然从军事冲突角度看，俄乌冲突是一场地区冲突，但从非军事角度看，俄乌冲突已经涉及多国，俨然比拟一场世界大战。战争形式包括金融战、贸易战、高科技战，经济战，政治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和文化战等等。规模之大，手段之多，范围之广，均为二战以来之最。美欧等大规模制裁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当多的国家开始认真研究应对西方制裁的方法。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排除SWIFT体系，此举警示很多国家需要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支付结算体系，以保护自身利益。因此，未来将会以此划线，形成平行体系，支持俄罗斯的一方形成一个“同盟市场”like-minded market，而支持乌克兰的会形成另一个“同盟市场”like-minded market。

但这种平行体系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中国主张继续推动全球化，对资源进行全球有效配置。集团化和平行市场会增加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成本，不利于人类社会福祉的提高。为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中国应同各国一道，积极致力于冲突后重建议程，推动各国“建大院”“拆高墙”，在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纾解贫困、隐私保护、化解高债务、打击暴恐等方面加强合作，避免可能出现的集团对抗。

二是加快美元霸权的衰落。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在所谓“美国优先”原则指引下，大打“贸易战”、“关税战”，搞“零和博弈”，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调整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政策，令美元的国际信用不可逆转地下降。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更让全世界看清了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来转嫁疫情成本的极度自私本质。俄乌冲突后，美欧联手凭借美元霸权，加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更加重了其他国家的危机感。由此，各国纷纷着手研究美元以外的替代交易、支付系统。[7]

对可预见的美元霸权衰落，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即美元体系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并不刻意挑战美元霸权地位。中国主张的是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与中国经济总量相匹配的作用。[8]

三是国际能源体系加速变革。俄乌冲突让欧洲最终下定决心要走能源多元化道路。这一方面将推动国际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的扁平化、离散化，形象地说，将从“集中式”转变为“分布式”，从“单点式”转变为“矩阵式”。另一方面，或加速新能源革命的到来。太阳能、风能、水电等新能源消费比重将会持续上升。国际能源体系的扁平化和离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是安全目标发生变化。世界主要大国对传统能源供应通道控制的争夺或将减弱，而转向新型的能源设施。

国际能源体系或将会因俄乌冲突而加速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必须要尤其注意，现在留给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间已经不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冲击、调适与脆弱度》再次发出警告，世界为适应气候变化做好准备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如果再不付诸行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将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中美作为世界大国，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更应加强合作，防止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凝聚的共识被搁置。中美两国应携手继续推动全球能源气候治理；在IEA、OPEC等国际组织的石油安全保障机制的基础上扩充应急响应机制的功能；利用G20平台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能源治理方面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