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的影响

俄乌冲突再次对管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敲响警钟。国际社会应积极行动，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方面的消极、无为状态，充分运用好现有的各种机制和平台，重新激发有利于核军控和裁军的内生动力。中国支持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一直奉行非常克制的核政策，在当前核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要继续推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走出一条维护持久和平、稳定的新路。

一、五大核风险

俄乌冲突虽然尚未实际出现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但这一冲突揭示出的核风险至少有五种情景。

第一，有核武器国家[1]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使用核武器已被认为是现实中无法想象的事情，2022年1月五个有核武器国家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但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量进入了特殊战备状态，这使全世界感受到了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核时代以来形成的核武器不应该被使用的观念和文化都需要重新被确认。

第二，无核武器国家境内核设施遭破坏的风险。就此次俄乌冲突来看，乌克兰境内的核电站成为核风险的另一个来源，至少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遭到有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国家的军事打击而发生核泄漏。二是拥有核电站的无核武器国家以核设施为手段实施核威慑。三是在特定条件下，核设施遭到恐怖主义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破坏。对于以上风险，虽然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机构高度重视，但很难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提供安全保障。国际社会对民用核设施的管理至少是不充分、不完善的。

第三，更多无核武器国家跨越核门槛的风险。由于在俄乌冲突中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乌克兰公开宣称后悔在1994年放弃其曾经拥有的核武器。此外，乌克兰的处境还使一些无核武器国家再次重新思考其在是否拥核方面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日、韩等国在希望拥核方面的动向提示国际社会，当前重提核武器开发要求的不少国家是美国的盟友。[2] 这种情况不同于此前主要是非美集团的国家寻求拥有核武器。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经常对其盟友或意图拉拢的国家网开一面。在当前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频受冲击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再次放任其盟友的核扩散行动，将对当前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造成致命打击。

第四，国际核军控及裁军谈判陷入僵局的风险。在俄乌冲突中，一个尚未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是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前途未卜。美俄两国的核武库规模相当，两国的核弹头数量占全球核弹头总数的近90%。[3] 美、俄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不参与国际核军控和裁军，都将对全球安全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如果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同时美西方继续加大和巩固对俄制裁和排斥，俄罗斯未来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问题上将发挥什么作用、将如何发挥作用，都将值得观察。[4]

第五，有核武器国家进一步提升核军备的风险。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并未使欧洲安全架构朝着更平衡、更包容的方向发展。相反，美国利用俄乌冲突进一步强化北约，增加在中东欧的军事部署，促使欧洲国家增加军费，进一步论证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理性。[5] 显然，美国和北约的这些行为又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进行反制。无独有偶，美国在欧洲强化北约及其军事部署的行动，将同样映射到亚太地区。这样，美、俄、中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在核、导弹防御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互动将成为国际核军控和裁军在下一阶段不得不关注的内容。

二、核风险管控的主要困难

俄乌冲突迄今为止虽然仍是区域性的，动用的是常规力量，但其对如何防范核风险、能否继续保障核安全提出了问题。其中涉及的问题至少包括：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政策、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有效性、无核武器国家的角色以及有核武器国家间的关系等。

第一，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政策。核武器诞生70多年来，中国之外的其他有核武器国家仍然以“核威慑”或“延伸威慑”为理由，拒绝采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使世界处于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中。更为严重的是，冷战时期促使美苏保持战略稳定的一些因素不再适用。在此情况下，管控核风险需要有核武器国家再次确认彼此的战略意图，在政策上做出新的承诺。

第二，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冷战结束后，宣布拥核的国家不断增加，而美国在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期间又不断退出重要的国际军控和裁军条约，国际核不扩散和裁军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俄乌冲突则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措施重塑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三，无核武器国家的角色。俄乌冲突使人们看到了无核武器国家在核风险问题上的另一面。无核武器国家虽然没有核武器，但它们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利用境内的民用核设施实施核威慑。而且，无核武器国家境内的民用核设施还可能落入一些危险的非政府组织手中。因此，无核武器国家在管控核风险方面也应该承担更大责任，并就极端情况下管控其境内的民用核设施作出承诺，采取具体行动。

第四，有核武器国家间的关系。当前，大国之间的关系充满挑战。首先，美俄战略稳定谈判显然已经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其次，拜登政府在对外战略中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与历史上美国启动军控谈判时的情况有明显差距。再次，大国关系重新转向地缘战略博弈。基于此，如何使有核武器国家继续保持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军控和裁军问题上的合作就成为一个问题。

三、加强核风险管控的路径

俄乌冲突再次凸显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核风险。综合这些风险对全球安全和国际核军控和裁军体系造成的冲击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国际社会应以俄乌冲突中暴露的核风险为契机，以进一步防止核扩散、保障核设施安全以及避免核冲突为目标，重新修复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全球核治理。

第一，充分用好《核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重新确认核不扩散和核军控目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核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一再延后，目前暂定于2022年8月举行，这为国际社会重新激发国际核军控和裁军合作提供了一个机遇。国际社会应立即打开各种渠道积极为拟议中的《核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设立一个建设性的议程，同时推动有核武器国家为国际核军控和裁军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重新推进核安全合作，继续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管控民用核设施风险方面的作用。加强对民用核设施的安全防护至少有两个重要平台，分别是2009—2016年核安全峰会留下的成果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其中，设立在北京房山的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是核安全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可以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系统、全面的核安保教育培训。

第三，敦促核大国继续承担核军控和裁军责任。美国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负有十分特殊的责任。国际社会仍要督促核大国承担其在核军控和裁军方面的责任，使其实质性、更进一步地裁减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严格管控其盟友谋求核武器的冲动，采取措施改善刺激核风险的国际安全环境。

第四，推动有核武器国家之间重建战略互信。首先，主要核力量之间需要重新确认彼此的战略意图。其次，有核武器国家之间需要认真探讨如何实现战略稳定。在当今时代，如何实现有核武器国家间的战略稳定也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再次，主要核力量之间还需要就预防事故性发射等危机管控措施进行磋商。

面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国应继续推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走出一条能够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