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许多中国人受够了的特朗普政府下台了。特朗普四年，其“美国优先”政策和个人恣意妄为在将美国拖入内乱深渊的同时，也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伤害。在中国的有力反制和新冠疫情的“天意作弄”下，特朗普政府最终没能压制住中国的崛起势头，反而将长期以来美国在与中国复杂关系中享有的种种自恃优势逐项瓦解，这对美国来说是惨重的战略挫败。

现在看来，特朗普政府根本没有战略，更不用说处理具体问题的专业性了。它的对外政策设计完全建立在个人直觉和右翼主观情绪基础之上，为小集团政客的私利服务，必然要在大的历史规律面前分崩离析。但特朗普政府仍给中美关系留下“遗产”，其中心内容便是，终结了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和改造思维，使其全面转入大国竞争轨道。另一项“遗产”是，面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挑衅，中方被迫做出反应，在激烈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丰富了手段、确立了自信、凝聚了内部共识，形成新的战略视野。

无论美国的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们承认与否，随着“特朗普时代”的终结，中美关系已经“焕然一新”。

这个“新”，是指中美两国的优劣势对比发生历史性转变，中国拥有了在部分领域与美国竞争全球领先地位的能力，具备了在总体战略和具体问题上同美方损害利益与尊严的行为相抗争的可靠实力，中美关系从弱强关系蜕变成强强关系。

这个“新”，还指中国健步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站到维护多边主义、抵制保护主义、改革全球治理、促进区域合作的潮头，在全球供应链上的枢纽作用因新冠疫情不降反升，成为全球体系当中不折不扣的主角之一，而美国选择放弃部分全球领导责任，即便在“后特朗普时期”主动回调也不可能恢复曾有的声望，中美关系正从世界体系当中的外围-中心国家关系蜕变为双枢纽国家关系。

这个“新”也在于，在中美两强之间有一片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国家集团拒绝选边站队，它们或者两面下注（如日本、新加坡），或者寻求“战略自主”（如欧盟、印度），抑或试图发挥平衡者作用（如东盟、俄罗斯）。世界政治的“两强+多极”、经济的“区域全球化”特征渐趋明显，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中美博弈的基本舞台。

在新的实力基准和背景平台上，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力空前提升，不仅可以通过在双边议程当中的积极有为，影响美方的政策取向，也可以通过在广阔中间地带的精密布局，增强斗争筹码和交易杠杆，扩大在中美互动当中的自主性。甚至可以说，到了中国有能力主动选择中美关系未来样态的时候了。

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将继续走向深化。不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多大的差异和嫌隙，那毕竟是美国的内部矛盾，前者不可避免地要在后者遗留下来的巨大惯性中就对外政策进行思考。除了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已不可遏制，美国战略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成功崛起，美国是否需要以及应该怎样主动进行调适。

美国已在进行这样的思考，一份典型的成品是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2020年8月发布的报告《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它把美国看待对华竞争关系的心态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拒绝、愤怒、沮丧、讨价还价和最终接受，并且认为特朗普执政后期处于第二阶段。很快，我们将见证美国的心态滑入第二、第三阶段的交界处。

美方的调适大致会在两个方向之间做选择，第一种是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突出压制和围堵的基调；第二种是放低身段，收敛偏激，有限竞争，务实合作，给予中国一个全球性大国应得的尊重。目前看，拜登政府缺乏全面遏制中国的手段和意志，又需要聚焦国内“治愈”和治理，朝后一个方向进行调适的可能性较大。但是，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战略文化特点，其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从来都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定型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是主要作用，拜登政府仍有一定概率在理念和现实的相互冲突中倒向第一种选择。

调适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对中国而言，亟需调适的有三点：一是要使自身言行对标新的实力基准，真正符合全球性大国的身份和定位；二是即便在“东升西降”态势已很明显的情况下也要客观分析美国的实力变迁，冷静认知自身的能力限度，妥善安排竞争与合作的区间，既对美国选择的大国竞争方向有所回应，又避免受困于大国竞争的思维隧道；三是要使对美政策适应更加内敛和分裂、对立的美国国情，充实“工具箱”，做工作的对象和手段更加丰富、立体、多元，总体操作更加策略。

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中美关系迎来了一个或可稍加喘息的“机会窗口”。为此，中国战略界已通过公开的喊话、二轨或一轨半的对话以及文章的发表做出试探，释放了愿通过积极的对话、有效的管控、务实的合作确立新关系框架的信号。

“机会窗口”将比人们期冀的狭窄和有限，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延续性亦可能大于断裂性。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尽可能地安排对话与合作，展现战略勾兑和利益协调的意向，争取撇去一些相互认知的泡沫，减少意识形态因素和突发事件的干扰，同时敢于硬碰硬地同美方采取的新的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在积极主动的博弈中确立两国关系的新边界。

美国的对华战略已锁定“竞争”关键词，这是中国无法凭一己之愿改变的既成事实。但通过自己的主动作为，中国还是有空间、有能力推动美方进一步调整对华战略思维，接受和适应中国崛起现实的。不过这可能需要耗费较长时间，经历非常曲折的过程。在真正从心理上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强国在世界体系当中发挥关键作用之前，美国的焦虑和愤怒还会延续，甚至继续主导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

不管怎样，拜登从特朗普手中接过的美国和中美关系，已不是2016年特朗普从奥巴马手中接过的那个美国和中美关系，他需要认真考虑调适的方向和路径了。历史上中美关系曾历经多次变局，比如1940年代的生存联盟、1970年代的战略接近、1990年代的相互融入，几乎每一次都是全球总体战略环境变化带动两国各自调整。这一次，牵动中美关系变局的根本动因是中国自身的实力变化及相应的外交转变，在特朗普政府压制中国遭到失败之后，美方的调适即便不主动发生，迟早也会被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