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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改变中美关系发展动力学

201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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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同时日益呈现多极格局的特点。突出的挑战是,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而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突起,中美关系向一种新关系格局演变。

2017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所谓“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说法是,中国的崛起由富起来迈向强起来。在综合国力意义上的“强起来”,意味着在国际上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在美国看来,这是中国崛起进程真正具有挑战意味的发展。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表了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的基调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和华盛顿圈子的主流看法。报告指出,现今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大国竞争,主要的对手是俄罗斯和中国,一个是在欧洲地区,一个是在亚太地区。来自中俄的挑战主要是要改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报告又给中国和俄罗斯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国家"的大帽子。美国认为,中俄不同的地理位置构成不同的地缘政治挑战,而来自中国的挑战更加具有综合国力意义上的全面竞争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和随之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报告,不但将中俄等大国竞争的挑战置于恐怖主义威胁之上,成为头号挑战,同时把对华经贸关系列入国家安全范围。这是2018年3月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施压升级的重要背景。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一旦确立,主观意向将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各自的战略判断,凡事首先着眼于负面的可能性(无论就意图还是就后果而言),为最坏的情况做防范准备,从而使双方之间在重要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法趋向更加对立化。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中美之间的互动效能发生逆转,双方之间的战略对话,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二轨或重要的智库层面,大多数情况是各说各的理,各唱各的调,很难达到有效沟通、增进理解的效果。双方就经贸问题、南海问题、“萨德”问题等争端开展的对话很难取得有实质意义的进展。双方之间的诸多对话机制大多陷入空转状态,或者徒有形式。

与此同时,两国各自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也在经历重要而敏感的调整时期。人们就当前一些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化状态。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经济与政治、内政与外交形成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外交决策不但深受内政形势发展的影响,甚至会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或政治运作的工具。特朗普将“美国优先”作为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则,内政外交混为一体,极大改变了美国外交的传统形式。以当前政治考虑为重,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在当下国际格局大变换时期演变为内外共振的态势已经屡见不鲜。

此外,信息化社会为各种利益群体对相关外交议题发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反建制派、反精英的潮流,更使作为专业人士传统领地的外交事务门户大开。在这样的形势下,像以往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等得到最高授权的特使,在分歧严重、关系紧绷形势下着眼战略大局和长远利益,以静悄悄的方式寻求可以达成妥协的战略对话已难以再现。

从以上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源自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两国内外发展进程的相互激荡,是多极化国际关系格局下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互为主要对手的战略竞争将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由此带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将成为常态,其在安全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当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并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议题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第二,中美双方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与此同时,美国长期拥有霸权地位形成的政治外交军事惯性,与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的强劲势头的战略角力,将在双方都持有的“避免对抗”的认识下得到管控,同时双方也会在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展开有限合作。这是亚太安全合作讨论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条件。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使然,这些管控与合作都具有相当的脆弱性。脆弱性也是一种潜在的不确定性。

第三,在充满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过渡时期,中美两国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引导作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之间建立有实际意义的个人关系和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无论是对中美两国关系大局的稳定,还是对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寻求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多边框架的基本共识,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作为两个负有国际责任的大国,尽管中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有显著的差异,但双方都拥有务实的战略文化传统,秉持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思想。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以国家和人类社会长远利益为根本诉求的理性精神,终究能在重大变局的挑战面前发挥主导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信心。

(来源:太和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