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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刚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转折

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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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半年就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许大家都没想到,只用不到40年功夫,中国之于美国、美国之于中国,以至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个中国以高诚意高谦虚度向美国学习、美国允许中国以低成本低代价向其学习的时代结束了。

以“竞争”和“调整”为关键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转折。这种转折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自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内部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认知趋向负面,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并发生系统性的变化。美国在2015-2017年进行的对华政策讨论认定,过去那种期待通过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特别是全球经济体系,以改变中国制度模式的理想主义政策落空了、失败了,美国自身的疏忽和娇纵把中国培养成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特朗普政府确立了对华竞争的基调,2018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出台,后续一系列文件都在跟上。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并不会是特朗普政府一时特有的现象。而这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和赶超势头的不安与焦虑。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正在失去过去的那种自信,而且深受特朗普政府“重商主义”急功近利思维影响。特朗普政府判断中国的成功是以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为目标,所以要通过贸易战打压“中国制造2025”,削弱中国科技创新力对美国的潜在竞争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对美国的情绪加速积累。今天中国的GDP已是中美建交时的220多倍,2017年中国GDP增长了2万亿美元,美国只增长了1.4万亿。尽管中国距离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均GDP(中国仍只相当于美国的1/7)、军事实力、科技创新和转化力、企业利润率、文化软实力、同盟伙伴的广度和数量等多个方面,但显然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多底气和筹码,已不可能重新站到当年那个心理维度上处理对美关系。

不能否认,中国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和国民心态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赶超美国这个已经变得相当现实的目标基础之上的,不可避免地对我们自己现在和将来同美国打交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未来中美合作因素会进一步减少,而且经过舆论的放大,近几年中美在南海、经贸等问题上的交手对两国精英阶层和部分民众的心理冲击超出此前30年的总和,使支持维护中美合作在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从“政治正确”到“政治不正确”的转换。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就必然走向“新冷战”?利益摩擦和冲突就必然压倒对话协调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吗?这是一个需要回答但不能贸然得出结论的问题。

我们要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讨论并没有形成美国必须对华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的明确结论。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推行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为时已晚。美国民间对华抱有好感度的人还在增加。美国官方和学术界仍在讨论的问题恐怕是怎样才能结束中国以低成本搭车的态势,怎样才能不错置战略重点白白赋予中国新的战略机遇期,怎样才能推动中国市场跳出他们所认为的“固化格局”进行符合美国需要的制度化改革,以及未来如何协调美中两强在世界上的利益关系。美国的这个讨论尚未产生结论,其将产生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应对。

现在,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大讨论也已开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恐怕不是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而是如何应对美国的调整。对于那些有损中国核心利益的施压,当然要断然拒绝、巧妙反制、大胆博弈,但必须防止一个倾向,就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中强硬因素的增多冒然解读为全面对华战略围堵的开始,并且根据这一解读轻易改变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重思对美关系应该成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方面。应该说,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面向美国市场的开放,是建立在理顺与美国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与世界最强国保持基本稳定的关系,我们下一个40年改革开放的目标又是为了什么?是扶植、拉着一帮小伙伴抗衡、削弱、取代美国吗?那样我们会有多少伙伴?

这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涉及我们与世界的沟通。我们能否说清楚自己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说是为了“强起来”,我们在绝对数量意义上、在科技竞争力意义上超越美国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使自己变成另一个美国,另一个以美国方式处理国际问题的中国,那么中国将不可能拉起自己可靠的“朋友圈”,即使有这样一个“朋友圈”,中国为此承担的成本代价也会过于高昂。

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访美期间曾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目前正站在这样一种相互战略误判的十字路口,造成误判的推手是多方面的,双方必须思考彼此沟通中存在哪些误传和误解,两国关系是否已经陷入“相互刺激的循环”,是否存在对一些现象匆忙下结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