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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1世纪以来中美俄三角关系的逻辑变化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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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连任,结束了俄罗斯与美国的良好关系。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俄两国与美国在实力上相差悬殊,这个时期看不到美国政府和战略分析界试图对中俄两国分而治之的战略运筹。然而,三角关系的思维在中俄两国仍是有效的逻辑工具。中国政府曾担心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会向美国一边倒,俄罗斯领导集团和精英智库也曾密切关注1997年10月中美峰会后中方谋求与美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构想是否会冲淡中俄两国在1996年建立的战略协作关系。

21世纪伊始上台执政的布什政府对民主党前任试图用西方体制改造和包容俄罗斯的政策公开表示了否定,并准备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美国国会要求本国国防部每年就中国军事力量的变化提交报告,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开始有所警觉。2001年3月,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访美受到冷遇,美国随后还驱逐了42名俄外交官。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严重冲击了当时已经很脆弱的中美关系。布什总统当时接受了其外交顾问的建议,采用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70 年代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的经验,只不过这一次要反过来。因而,小布什一方面公开表示将使用一切手段协防台湾,一方面在同年6、7月间两次与普京会晤,使美俄关系迅速升温。

但“911事件”的出现终止了美国政府联俄制华的三角关系布局。为了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恐统一战线,小布什在2001年10月出席在上海举行的APEC首脑会晤,而且在四个月后再次访华。传统安全领域中美俄之间的大国博弈短暂地让位于反恐伙伴关系。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军事上迅速胜利后,布什政府开始推行拓展民主的战略。2004年美国和欧盟在乌克兰大选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争夺,使沉迷在俄美反恐伙伴关系的俄罗斯开始警醒。同时,布什政府对中亚各国民主改革的压力也明显加大。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5月的安集延事件对乌兹别克斯坦政权构成了挑战。上海合作组织在同年7月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从中亚撤军,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要求美国撤出在本国的空军基地。一个月后中俄海军联合军事演习的特殊样式,表明了两国安全合作的加深。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美中两国是“利益相关者”的著名演讲,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美国执政集团运筹三角关系的一种战略安排,即推进中国与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开展更多合作,同时拆解中俄之间针对美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

2008年,美国的著名智库(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尼克松研究中心)为奥巴马新政府提出了处理美中俄三角关系的全新政策建议,提出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特别是要尊重其在原苏联地区的利益关切,重点应对中国的挑战。显而易见,2009年俄美关系的“重启”和2010年开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反映了这种新的战略思路。北约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后暂停了东扩,美俄在2010年签署了新的核裁军条约,美国政府在2010年乌克兰大选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中都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政策。这一轮亲俄制华的战略安排因2012年普京重新执政而名存实亡,并因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占领克里米亚半岛而彻底终止。

特别值得分析的是, 在中美矛盾不断升级的情况下,2017年开始执政的特朗普本人倡导的对俄怀柔政策被美国国会封杀。2018年初美国政府发布的三个战略文件同时认定中俄两国为美国全球利益的挑战者和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并且不断在各个领域同时加强了对中俄两国的遏制力度。显而易见,美国国家战略的制定者已经改变了21世纪大多数时间里采用的对中俄分而治之的战略运筹逻辑,其基本原因如下:

其一,迅速崛起的中国作为主要挑战者和主要遏制对象的现实长期不会改变,而俄罗斯公然强占克里米亚和破坏美国立国根基的民主选举制度,已经超出了美国选择战略合作者所能容忍的底线。

其二,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尽管中国的挑战是全局性的多领域的,俄罗斯的挑战是区域性的非综合性的,但中国的挑战是渐进性的,而俄罗斯的挑战更加直接和具有冲击性,因此必须同时加以遏制。

其三,近年来,俄美之间的合作明显收窄(例如在反恐领域),美国对俄战略需求明显下降(例如能源合作领域)。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已经衰落为一个地区强国,美国对俄政策强硬,但实际投入不大(例如与美国庞大的军费预算相比,其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支出很少),利益损失较少(最近两年俄美贸易额只有200亿美元左右,占美国全球贸易量的0.5%左右)。美国政府并不担心对俄强硬政策会削弱其对华政策的实力,而俄罗斯向中国靠拢对中国应对美国遏制助益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