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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齐思源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中国修正主义大国预言的自我实现

201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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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影响力巨大的期刊杂志已经花费大量笔墨评估中国领导人所秉持的意图,那就是要修正或者颠覆“全球秩序”。中国方面的人士也并不避讳强调这一事实:国际体系规则的形成恰逢中国积弱,当时,几千年的古老文明正在苦苦追求现代化,同时抵御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

不过,中国的言论并没有带来有决定意义的修正主义行为。虽然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就海上划界问题发生持续不断的地区争端,但北京还是与绝大多数邻国和平解决了领土纠纷。同时,它采取具体步骤,通过对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增加赠款与官方发展援助(ODA)作出承诺,提供着全球公共产品。就在美国抵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际,中国拿出了更多的钱来支持多边主义和文化交流。

而且,把中国过去十年里的行为——这期间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了美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盛顿上升为全球领导者时美国的所作所为作一个比较,就能进一步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GDP已经超过日不落帝国英国这个世界霸主。依仗庞大的工业产出,美国决定修改英国和欧洲列强所强加的规则,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为修建运河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强占了古巴、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设立了一个傀儡仲裁委员会盗走阿拉斯加边境的加拿大领土,并建立了一只庞大舰队在海外投射全球性力量。

无论按照哪一种定义,美国都推翻了西半球的旧秩序,并像西奥多·罗斯福本人在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中所说的那样,履行了自己的“文明使命”。不过,在美国的政治准则下,华盛顿从事着不平衡的经济交易,并从受它胁迫的地区攫取租金,巴拿马运河条约就是一个经典事例。

美国扩大其西半球霸权的同时,欧洲列强正忙着争夺对欧洲大陆的主导权,并最终酿成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随着欧洲被毁,以及英国大不如前,美国人可以毫无障碍地修改全球秩序。没有什么比布雷顿森林的全球商业秩序谈判更突出了。虽然无法在逻辑上对抗英国谈判代表、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但美方谈判代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拒绝了“清算联盟”,并加强给英国一个不平衡协议,把美元变成了全球性储备货币。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后来把这一持续至今的做法称为“嚣张的特权”。

把中国最近的行为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的行为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北京对使用新获得的实力更为克制,它仅仅是断然地解决周边地区的海上纠纷。中国表现得有意克制,其原因当然不易解读,也可能是,作为浸淫已久的反帝国主义的后现代行为者,中国领导人期冀国家关系的新准则。毕竟邓小平本人就曾经表示,如果“中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倘若这一建构主义论据不具有说服力,那么,在国际事务上下过功夫的学生会指出,中国的地区环境一直在充当北京不断上升的物质实力的自动平衡器。20世纪初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地区主导地位,而如今,中国是被印度、俄罗斯、日本这些拥有现代化军队的强邻环伺。况且,美国对北京仍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优势,它有全球性的军事基地网和无数的安全盟友,有11个航母战斗群的压倒性海上力量投射。如果中国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那么北京是会继续保持克制,还是起而颠覆全球秩序呢?

不过,即使北京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中国也很难击败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的合力。因此,按照国家实力上的任何现实主义标准,中国都不得不抑制其野心,走和平崛起之路。

无论是考虑后现代的文化熏染还是权力平衡,中国的行动都不足以将它定格为修正主义大国。两国外交官应努力确保特朗普有关中国是修正主义大国的声明不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激进的单边行动和轻率的偏见会制造出“外交末日机器”。据此,就贸易和市场互惠等导致双边关系紧张问题进行的谈判不应被视为一场主宰世界的争斗,相反它们应该通过文明的双边对话来解决,其目的旨在通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包容的正和博弈,增进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