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脱钩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 贝淡宁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客座教授

一个世界 两种制度

2016-11-11

《中国模式》一书在出版后短短数月时间内,就被广泛地评论和讨论,影响远超我之前出版的任何一本书。当然,本书能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令我备感光荣和高兴,但本书也同样遭到激烈批评。其实,本书主旨不应具有很大争议性:我主张严肃对待中国政治理论和政治机构,并主张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应当是评价中国政治进步(或退步)的主要标准。

虽然《中国模式》一书被很多人视为是对民主的攻击,但其初衷只是试图将一人一票理念“去神圣化”:按照广泛接受的良治标准,选举民主制并不必然比尚贤政治更加成功。

S1.jpg

在中国,被政府官员、改革者、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民众广泛接受的主流政治理念,是我所说的“垂直民主尚贤制”:基层政府实施民主制,而政府层级越高政治制度愈趋尚贤性。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民粹和专横独裁带来的巨大灾难后,中国更倾向于由遴选出的贤能官员来执掌高层政权,并且中国领导人由此得以重塑其尚贤政治传统,例如通过考核来遴选领导人、在基层通过政绩评估来决定官员升迁,并且这一过程往往不太具有争议性。垂直民主尚贤制观念在过去30多年来启迪了政治改革,但理想和现实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本书提供了关于政治现实的“批判性”视角,它并不是要为政治现实辩白。我主张改变,但应基于在中国被广泛接受的理念,而非那些舶来的、在中国历史和近期政治改革努力中并无多大相关性的理念。

有人认为,民主适合一些国家但不包括中国,这难道不是很有问题吗?约翰·穆勒反对在“野蛮”国家实行民主,对于呼应这一观点的“东方主义”我们难道不应有所警惕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同样应当质疑那些认为中国国民“素质”太低因此不能实行选举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我的观点不同:可靠的经验证据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选民素质同样不高,没有理由相信中国选民会变得比其他国家选民更加理性或有公德心。同时,鉴于中国已经逐步形成并实施(虽然仍很不完善)尚贤制来遴选和提拔具有更高智识、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的政治领袖,任何改进难道不应当基于这一制度吗?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尚贤政治源远流长,在过去30多年来启迪政治改革,并获中国民众广泛认可,因此重要的问题难道不应当是:如何改进尚贤政治,以及如何限制其缺陷?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我就本书做了很多推介讲座,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选举民主制可以在台湾运作良好,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大陆实施?”规模决定一切。对小型政治共同体来说,民粹主义和目光短浅的纸上谈兵并无大碍,尽管这会以损害长期规划、下一代和全球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共同体,其政策将不仅影响十数亿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还将影响全世界。中国大陆无法承受台湾式选举民主的负面影响。

S2.jpg

不过即便如此,中国大陆也依然可以从台湾和走过自由民主道路的其他政治共同体那里学到很多。台湾通过实施平权措施成功增加了政府部门中女性的比例,这对由男性主导的中国政治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并且,改善尚贤政治和追求除一人一票以外的其他民主社会特性也并不冲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不具有组建旨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政党的自由)、法治,以及诸如公投和协商性民调这样的种种民主创新制度。我们将看到,随着未来进一步现代化,中国必须拥抱这些民主价值和实践。

理论专家不愿意为非民主政治体制辩护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在20世纪除了民主之外的其他制度——纳粹、苏联式共产主义、毛主义——均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的确曾尝试为这些政治制度辩护,但他们的努力无一例外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桶。

当今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实体。它是一个巨大、复杂的国家,我们都熟知中国的审查制度,公民自由限制,以及缺乏政治透明度。但我们仍可以接触到充分信息,来对其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作出有理有据的评价。如果你能说汉语,在国内外旅行,和多元化群体交流(包括各级政府官员),广泛阅读中英文材料,经常上网并加入拥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微信群,那么你就能对这个社会的主流政治观念作出合理解释。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释,但不能将我的努力和此前那些在不知情情况下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封闭政治制度辩护的人相提并论。

S3.jpg

方法至关重要,因为选择何种理念来评价政治现实是一个政治选择。我的批评者认为,自由民主制应当是评价中国政治进步和退步的标准,并且他们完全没有兴趣利用中国自身政治传统中的政治观念。因此,他们遵循的是约翰·穆勒、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的足迹。并非巧合的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如日中天之时这类观点最为流行。

今天,中国早已非殖民地国家,它是一个具有丰富和多元政治传统的自豪并日益强大的国家,并且其领导人、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民众日益转向传统去寻获启迪。西方学者试图严格按照那些和中国自身传统无关的理念来评价中国政治现实的做法,自然会遭遇抵制,正如如果中国学者严格按照儒家理念来评价西方民主制一定会遭到西方抵制一样。

在和中国接触过程中,如果西方民主派们不能尝试理解并(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主流观念,那么不管他们的初衷有多么单纯,也一定会损害和中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要与一个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没有别的选择。

一些西方批评者对政治中的更优概念提出质疑,并完全否认遴选并提拔具有更高素质领导人的想法。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认为:“贝淡宁尚贤理论的最大问题是,遴选出高素质领导人来作正确决定的观念前提是存在正确和错误的决定。”我同意,任何决定都不可能没有争议,但一些决定的确好于另一些。至少来说,在处理气候变化、入侵他国、促进可持续增长等问题上,我们期待政治领导人不要作出灾难性的决定。中国遴选并提拔了判断力极强的领导人,他们在过去30多年里将精力集中在减少贫困上,并且未与其他国家爆发战争,这难道不是很幸运的事吗?未来一定会面临新的政治挑战,但显然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完善而非瓦解遴选和提拔领导人的尚贤制度。

当然,任贤使能的权力也应有所限制。任何良性政治体制都必须给予领导人行善的权力,并限制他们作恶的权力。但关于如何平衡这两大要求存在分歧。考虑到政治文化差异,以及中国所说的不同“国情”,我预计中国会更加倾向于赋予领导人行善的权力,而美国则倾向于限制领导人作恶的权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种选择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在放开政治制度的同时维持政治尚贤制,其独特治理模式或将获得更长久生命力。不过,只有全球其他国家能持欢迎而非破坏态度,中国的政治模式才能更好发展。

我对政治世界的期待如下。民主制国家利用选举来遴选各层政府官员,而尚贤制国家通过考核和漫长训练来遴选高层政府官员。两大政治体制均承认各自存在缺陷,并在履行政府职能方面展开竞争:服务人民,包括所有受政府政策影响的民众。民主制国家以改进民主制度为目标,并学习尚贤制实践的优点;尚贤制国家以改进尚贤体制为目标,并学习民主制实践的优点。不再谈论哪种制度更优,两种政治制度均承认对方具有道德合法性,尽管它们的构建基础不同。美国是西方主导力量,而中国是东亚主导力量,但它们在共同关心的领域通力合作。价值多元化值得推崇,均具道德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展开互相竞争将令所有人受益。

S4.jpg

不过,我对更悲观的情景假设感到担忧,并且我更为担心民主制的未来命运。在中国,人们普遍意识到,拥有不同文化、历史和条件的不同国家应当采取不同政治制度,而在美国这种政治多元主义(作为信仰体系)相对罕见。此外,中国具备学习型文化,其领导人不断尝试创新,并向其他政治体制学习。即便是在经济增速下滑和不景气的困难时期,中国仍派出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先进经验,并在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欢迎外国人的参与。然而,民主制国家却深陷自满之中,这可能会在未来带来政治上的灭顶之灾。如果说还存在根本政治变革需求的话,民主制也往往诉诸愤怒、孤立的民粹主义,通过向内看来寻求解决方案。如果中国式的政治尚贤制持续创新变革,而民主制国家则继续沉溺在民主光环下无所事事、封闭自我拒绝向他国学习,并诋毁其他政治制度,那么民主制将最终失去对人们“心灵和思想”的控制,而政治尚贤制将成为全球主导型政治体制。目前来看,很难想象民众会自愿限制其选举领导人的权力,但如果尚贤制国家在满足民众需求方面的表现持续优于民主制国家的话,这些观念就会发生变化。或许百年之后,人们会理所应当地认为,高层政治领导人应当通过考核和政绩评估从低层政府中选拔,届时我们将会好奇,为何人类曾经会认为一人一票是选择政治领导人的唯一合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