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贸易战 朝鲜问题 特金会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中美关系出现四大新变化

2016-10-06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三四十年,两国关系虽起伏不定,但总体趋势是螺旋上升。两国均坚持斗争与合作两手,但基本做到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两国虽同床异梦,但战略方向基本是相向而行。

S1.jpg

但是,近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上述特征或规律开始发生变化,且已从量变累积至部分质变,导致中美关系的既有发展规律不再灵验,一些长期指导中美关系的原则、框架、政策也部分失灵。大体而言,中美关系出现四大新变化。

一是实力对比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前后,美国内陷金融危机,外陷中东泥潭,实力与影响力大幅受损。中国则抓住战略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实力与影响力同步提升,不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贸易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也取得重大飞跃。美国战略界在认识和评估中国时,看到的不只是经济崛起,而且是中国有别于苏联的复合型实力。更重要的是,中美实力对比的拉近与西方世界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国际大势产生共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态势被人为放大了。其结果,美中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的“超”与“强”关系变异为特殊意义的“老大”与“老二”关系,美国对华战略也由应对中国崛起转向思考如何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博弈面明显增强,且更多地事涉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领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战略态势的变化。美国从反恐转向应对大国崛起,从中东转向亚太,看似全球战略收缩,实则亚太战略扩张,其亚太战略再平衡对中国构成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软的一手和填海造陆硬的一手顶住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却被解读为大国战略扩展、欲将美国逐出亚太。其结果是,中美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全方位正面相对,彼此既未作好完全的战略和心理准备,又缺乏现成的规则和路线图,都试图从最坏处猜度对方。中美当前在亚太地区的紧张态势,大体与此相关。中美能否在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共处,成为考验两国关系最突出也最紧迫的战略性课题。

三是战略基础的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是共同对付苏联,冷战后十年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经济合作,21世纪头十年则是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双引擎驱动。现在上述基础要么不再,要么松动,要么严重破损。比如,美国虽仍强调恐怖主义是头号威胁,但从其全球战略布局和实际战略投入看,从反恐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崛起一面愈益凸显,将中东乱局“转包”给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反恐能像9•11事件后那几年一样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战略基础。再比如,经贸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随着中美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美经贸关系传统意义上的互补性在减弱,竞争性在增强,如应对不当,有可能使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成冲突点或摩擦源。旧有基础松动,新的基础待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出现晃动就在所难免。

四是环境的变化。从外部环境看,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制于所谓“第三方因素”的干扰甚至绑架。近些年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宾、越南、朝鲜、苏丹、伊朗、缅甸、乌克兰、俄罗斯等国。中美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引发彼此深度猜疑,而与它们之间的矛盾或过节也往往最终演化为中美之间的战略摩擦。在这种情形下,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有时不完全取决于中美自身。从内部环境看,两国国内都在经历深层次结构性改革,都在经历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重大变迁,高层决策越来越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网络媒体、社会舆论。以美国为例,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背景下,一向支持中美关系的工商界对华态度变化明显,经常在对华施压上叫得最凶。在中国,理性的民族主义与狭隘的民粹主义也相互糅杂,一定程度上通过塑造舆论环境影响决策环境。

上述四大变化同时发生且互为影响,其结果是中美关系已然生变。茫然无知者以不变应万变,用旧方治新病,当然没有疗效,反而可能误事;敏于时势者则理当主动求新求变,正面迎接中美关系的新变局,重新确立中美关系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