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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所长

中美还能重建大共识吗?

2015-08-18

习主席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就在两国官方紧锣密鼓筹备此次访问的同时,中美围绕南海、网络等问题仍在激烈博弈。自今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更是隐然出现了一场对华战略的辩论,一些学者呼吁美国政府从根本上反思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八任总统的对华战略传统。

最近五、六年来中美关系不仅波动频繁、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更重要的,两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战略方向的判断都在向消极方向移动。之所以出现这一态势,一个根本原因是过去30多年间中美之间的“大共识”已趋于松动。重新加固并升级这一大共识是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

这里所谓的大共识,是指两国在最根本的战略问题上的一种契合,包括:希望本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准备使用何种方式实现国家目标,希望对方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准备用何种方式对待对方等等。

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是“接触”,即通过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领域的密切交往,将中国拉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一方面实现美国自身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希望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向西方民主制度靠拢,在国际事务上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支持者与配合者。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对美战略则可以用“融入”一词来概括:通过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来实现现代化。中国加入了主要的国际机制,接受了主要的国际规则,经济、社会与外部世界高度融合。不过在融入的同时,中国政府坚持以我为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对外开放可能造成的各种安全风险问题高度警惕。

简言之,1978年底之后,中美一个要融进去,另一个要拉进来,围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问题,两国形成了一个大共识。大共识的存在,帮助中美度过了台海危机、炸馆、撞机等困难时刻。尽管有这些危机,中美基本可以就危机论危机,不至于对对方的根本战略意图、战略走向发生怀疑。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融入体系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中国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前提下实现了快速崛起。与此相伴随,中美既有的大共识开始松动,最终目标(即美国要塑造中国、中国要坚持特色)上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

2005年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演讲时,已经提出美国对华战略需要超越接触。最近十年,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是错的:中国不会随着美国的接触而改变自己。美国人抱怨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没有变化,经济上政府角色依然突出,外交上则越来越强硬。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拉中国好像拉亏了。从这个过程看,今年春季以来的对华战略辩论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和加强而已。

战略共识的松动并非单方面的。过去十几年,在中国思想界的光谱整体向左移动的大背景下,在台海危机、炸馆、撞机、奥运火炬受阻等事件的刺激下,中国知识界和民众“说不”、“不高兴”的情绪明显增强;中国社会对于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能否实现继续和平发展的忧患意识变强,一些人担心发生能源战争、金融战争。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报道的知识群体当中,“脱美国化”的说法被反复讨论并广泛接受,显示美国从被追随、被模仿的中心地位,逐渐向更为平等和普通的位置移动。

经贸关系经常被称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实际上,一个中美两国领导人和民众都能接受、都真心相信的大共识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压舱石。由于大共识松动,中美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很容易上升为对对方整体战略意图的疑虑。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对抗性明显提高。当代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中美很难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或者冷战式的全面对抗,但如果近几年的趋势持续下去,两国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无法完全排除。一旦如此,美国对华战略可能从过去35年以接触为主,防范为辅,转变为以制衡为主,合作为辅。随之中国对美战略也将从以融入为主,以防范为辅转变为以反制为主,以合作为辅。现在就断言中美关系已达临界点或处于战略十字路口或许还为时过早,过于悲观,但无法否认的是,近两三年中美关系确实正朝着这一消极方向移动。

客观地看,中美关系的时空背景与35年前相比确已是天壤之别。中国经济规模从15年前美国的12%变成了今天的将近60%,并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越。中国不但已融入国际体系,而且近两年提出亚洲安全观等新理念,“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构想,从国际体系中的追随者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引领者之一。

在这样的新背景下,原来的大共识确实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指导未来。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里中方提出的和平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美方提出的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战略再保证,都是在旧的大共识相关性下降的背景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的中美关系新论述。

既然过去中美的大共识是围绕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建立起来的,未来中美或许可以巩固和提升既有共识,形成中美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的大共识。

为此,中美两国首先各自需要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战略判断。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需要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性质作出判断:这一体系是否能够容纳中国和平崛起乃至和平超越?除了在这一体系内发展,中国是否还有其他可行的发展路径?中国过去35年在这一体系内实现了巨大的发展,未来35年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还是终将遭遇某种玻璃天花板? 这些判断将最终决定我们对现存国际体系及对美国的基本战略取向。

如果体系内崛起仍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中国仍需在体系内按规则行动,充分运用规则,以体系赋予的权利来改革体系,并接受普遍规则对自己具体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

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战略判断则是:对中国这一意识形态不同、体量上可能会超越自己、与美国深度相互依存的崛起国家究竟应采取什么姿态?是继续采取开放性的姿态接纳中国在体系内崛起,还是采取排斥性的、竞争性的姿态?遏制或者制衡中国是否可行?中国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既有的国际体系是否真的符合美国利益?

如果美国真心实意相信其他国家可以在体系内和平地、合法地超越自己,那么美国在心态上就需要摆脱对绝不做老二的痴迷,接受被别国和平超越的可能;在安全上需要放弃对绝对安全的执迷,必要时接受相对安全;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约束对自己价值观与制度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信,而同意其或许只适用于美国,其他国家最好自己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与模式。

在各自廓清观念并得到共识后,中美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政策进一步证明本方确实接受大共识,使对方安心。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美方如何让中方相信其并无破坏中国政治安全的图谋,也没有破坏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阴谋,愿意在国际机制(如IMF)中给中国合理空间,避免对中国牵头建立的新机制(如亚投行)作出“膝跳反应”式的反对,欢迎中国加入美国牵头的新机制(如TPP)。中方则需要让美方相信,中国愿意按照国际规则实现发展、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无意把美国逼出亚洲,愿意让美国加入中方倡导推动的国际机制。

中美两国需要帮助对方建立信心,两国都不用担心对方成为本方失败的理由。这也意味着中美要有效合作,不仅实现两国互利,而且需要为体系的维持及改革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2016年底美国大选结束前,美国对华战略的辩论可能不会结束。但是辩论的结果未必一定是消极的。就算没有这场辩论,中美关系的问题也还在那里,需要解决。不仅美国人可以辩论,实际上中国战略界也需要讨论,并且与美国同行积极对话。希望中美能够通过深入的讨论与对话重建大共识,并实现关系的中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