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欧关系正处在一个深度调整期。在2025年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围绕中欧关系未来发展，释放出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妥处分歧、维护多边主义的明确信号。中方多次强调，中欧关系定位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是主基调和压舱石。但同时，电动汽车、关键矿产、政府补贴、市场准入和产业竞争等问题仍冲击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性。
评判当下的中欧经贸关系，关键不在于简单断言“好”还是“不好”，而在于看清其结构之变。目前合作的基本盘仍在，双方长期以来一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据中方统计，2025年双方货物贸易总额达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5.4%，相互投资存量超过2800亿美元。但也要看到，双方的合作条件、竞争方式与风险边界都已发生实质改变。中欧经贸关系已从传统互补转向“竞争性互补”，而这其中的关键不是要否认竞争，而是要防止竞争被政治化、安全化和阵营化。
正因如此，对当前被反复提及的所谓“中欧经贸失衡”，更需要冷静、全面进行剖析，而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近年来，欧方围绕对华贸易逆差、绿色产品进口和产业竞争压力不断在政策上施压，并倾向于把结构性问题解释为中国“产能过剩”或“补贴扭曲”的结果。这种判断过于单向，也有违事实。正如中方领导人所指出的，当前欧洲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所谓失衡，从来不是单一国家、单一政策或单一产业的产物，而是企业自主选择、欧洲经济结构受冲击、俄乌冲突外溢、美国政策牵引以及欧洲战略自主不足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阶段性现象。
其一，当前的中欧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效率、市场和供应链安全作出的自主选择，而尊重企业、为企业营造公平自由的营商环境，恰恰是欧洲长期标榜的原则。中国企业向欧洲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机械设备和消费品，并非行政命令下的单向输出，而是建立在欧洲市场真实需求、企业比较优势和全球分工基础上的正常商业行为。欧洲消费者和企业之所以选择中国产品，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产品在价格、质量、交付能力和配套服务上有竞争力。这种强大的综合竞争力绝非来自于所谓的“补贴”，而是中国企业在超大规模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历练的结果，得益于中国完整高效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以及企业长期的技术迭代。
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欢迎欧洲企业深耕中国市场，也欢迎欧洲扩大对华出口。多年来，大量欧洲汽车、化工、医药、高端装备、奢侈品和农食企业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中获益匪浅。衡量中欧经贸关系，不能只盯欧洲短期内的货物贸易逆差，还要看欧洲企业在华投资收益、服务贸易收入、品牌溢价和价值链分工所得。而且，在全球产供链深度融合背景下，在华欧资企业相当部分产品返销欧洲，加之中欧双方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单纯以一国海关数据界定“失衡”并不全面。把由市场选择形成的贸易结构简单政治化，只会模糊真正的问题所在。
其二，欧洲经济承压，与俄乌冲突长期化以及欧洲自身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内部的结构性困难不能简单地归咎遥远的第三方。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能源、产业、财政和企业竞争力受到持续冲击，廉价稳定的能源供应格局被打破，德国等制造业国家的化工、钢铁、汽车和装备生产成本明显上升，财政资源更多投向安全与防务，长期投资和产业更新能力受到挤压。在高能源价格、高利率环境与高监管成本叠加下，欧洲企业经营压力日益加重。
更深层看，地缘危机延宕正在重塑欧洲经济运行条件。因对俄制裁成本分担不一，欧洲内部政策协调难度上升。贸易保护和产业补贴竞争加剧了单一市场的内部分化，安全风险长期化更削弱了本土资本对欧洲制造业前景的信心，部分核心产业和投资被迫向外转移，固定资产投资面临持续“失血”。同时，欧洲对外经贸政策则在“泛安全化”逻辑下不断收紧，既有供应链被人为切割，企业被推向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的阵营化协作，欧洲在全球贸易中的战略回旋空间随之收窄。因此，部分欧洲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不能简单归因于中国出口增长，更与欧洲在安全、能源、产业和财政政策上的选择直接相关。
其三，欧洲在对华经贸判断上受美国叙事的牵引，战略自主不足放大了“误判”。近年来，美国不断把贸易失衡、产业竞争、关键供应链和技术优势等问题安全化，并用“产能过剩”“去风险”“供应链安全”等概念推动盟友对华形成共同压力。欧洲维护自身产业利益与供应链韧性有其合理一面，但若过度采信他国竞争叙事，本可由当事国双方就市场、投资和规则进行协商化解的中欧问题，就会被强行塞入大国战略竞争框架。需要明确的是，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中方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战略自主，乐见欧洲在多极世界中发挥独立作用。欧洲在对华经贸判断上过度受制于美国叙事，将无益于战略自主的真正实现。
其实，欧洲内部并非没有清醒的声音。在近期围绕全球失衡的讨论中，欧洲一些有识之士主张通过对话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而非简单“脱钩”。他们倾向于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审视问题，认为全球失衡是主要经济体的消费投资结构、产业政策取向及供应链重组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而非单单是中国的原因。
面对百年变局，中方始终愿以最大诚意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也坚决捍卫自身正当的产业与贸易权益。中方多次重申，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也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
所谓中欧经贸失衡，不能被简化为“中国出口过多”或“中国冲击欧洲”。要解决这一问题，出路不是相互指责、层层设垒，而是应当把贸易差额、产业竞争、投资合作和规则协调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在事实基础上重新沟通，在市场逻辑中寻找平衡，在战略自主基础上稳定合作。
首先是让经贸问题重回经贸框架，避免摩擦政治化、阵营化。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地缘冲突，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多于分歧的基本面并未改变。中国拥有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坚实的制造能力和快速迭代的绿色技术，欧洲则在高端装备、汽车工程、基础科研、医药、环保标准、金融服务和品牌体系上积累深厚。双方过去几十年经贸合作持续发展，正源于产业链、市场和技术上的强互补。当前中欧之间确有贸易差额、产业竞争和供应链依赖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质上仍属经贸范畴，理应更多依靠规则、数据和谈判解决，而不能不断被政治标签和舆论动员放大。对确有倾销、补贴争议的个案，应严格依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双方国内法律程序处理。对产业周期、能源价格和需求变化造成的压力，应通过产业合作、市场调节和投资布局逐步消化。只有把问题讲清楚、把责任分清楚、把工具用准确，才能避免经贸摩擦被泛化为制度对立和战略对抗。
二是把商品贸易摩擦转化为投资合作缓冲，推动中欧利益关系从“买卖关系”走向“共同经营”。欧洲对中国商品出口增长有顾虑，但对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创造就业、设立研发中心、参与绿色转型仍有现实需求。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也正从单纯出口型，转向“贸易、投资、研发、服务”一体化布局。中欧完全可以在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电池回收、绿色钢铁、氢能、智能电网、医药健康和高端制造等领域推动更多本地化合作。这样既能缓解欧洲对进口冲击和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也能帮助中国企业更深嵌入欧洲市场规则和社会环境，降低贸易摩擦的政治敏感度。对欧方关切的关键供应链依赖问题，也可通过长期合同、本地化生产、联合研发、第三方市场合作和透明的出口管理来降低不确定性。中欧经贸关系越是进入竞争性互补阶段，越需要用投资、合作来加深利益捆绑，而不是让商品贸易争端不断消耗双方互信。
三是把规则分歧纳入机制化沟通，防止单边工具替代多边规则。欧洲关心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数据流动、知识产权和补贴透明度，中国的关切则是欧盟贸易防御工具泛化、投资审查歧视化、绿色规则壁垒化和对华出口限制扩大化。围绕这些议题，双方需要更具体、更务实的制度性对话。中国可继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提高政策透明度，并进口更多适销对路的欧洲优质产品。欧方也应减少“产能过剩论”“贸易不平衡论”等标签化叙事，放宽不合理的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防止以“公平竞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规则对话不能停留在原则表态，而要落到企业可感知的准入条件、执法尺度和政策稳定性上。从近期的互动实践看，中欧围绕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出口管制对话等议题保持沟通，就说明，只要回到谈判桌前，具体分歧就有管控和缓释空间。除了在双边层面厘清规则，中欧也应在多边框架下共同发挥“稳定器”作用。当前世贸组织第十四届部长级会议已经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中国年”正在推进，中欧在世贸组织改革、气候治理、绿色金融、数字贸易、发展中国家债务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等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但分歧不应遮蔽双方维护多边规则、反对单边霸凌、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共同利益。
总体来看，未来的中欧经贸关系将更多呈现为“有竞争的合作”和“有边界的开放”。中方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的“坚持相互尊重、巩固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摩擦，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规则秩序”的主张已为此指明方向。这也对双方的政策成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欧洲需要把维护产业竞争力同坚持开放市场区分开来，不把自身结构性问题一味外部化；中国也需在稳定出口的同时，积极回应欧洲在产业、就业和安全上的关切，提升投资合作、规则沟通和本地化经营的能力。有理由相信，只要双方坚持战略沟通、规则协商和利益平衡，中欧经贸关系完全能够在摩擦中保持韧性，在竞争中守住合作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