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全球治理 COVID-19 气候变化 脱钩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中美关系: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持续误解

2019-08-26
E.jpg
图片来源:路透社。

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一直是矛盾的。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人们的争论焦点是中国会不会全面融入自由国际秩序,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之相反,对华鹰派人士则把中国看作美国要面对的最根本挑战,认为中国将成为企图推翻现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力量。

到2015年的时候,很明显,美国以前采取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不占上风。争论无可挽回地转向了。华盛顿很少有人还认为中国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融入自由国际秩序。如今的争论焦点,是应当如何面对中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美国是否应该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全面脱钩,并像冷战时期那样实行遏制战略?或者,华盛顿是否应该加大对中国施压,迫使它遵守某些规则?这中间能够与其他大国相互协调当然是最好的了。

虽然争论有所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也愈演愈烈,但西方在分析中国挑战的本源方面,仍然具有误导性,是片面的。不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就很难制定有效的政策去应对。中国全球实力日益增长的性质,最好是放到政治经济范畴中看,也就是说,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全球性的,而它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又与欧美现在的资本主义形式有很大不同。

我把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称作“中国式资本主义”。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首先是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场则被当作创造竞争压力、分配商品与服务、实施经济升级的潜在有效工具,但这只适用于市场未出现混乱趋势,未产生巨大外部效应的情况,市场还必须由积极的、有时甚至是干预性的政府来“治理”。

其实,政府的协调和控制,是由中国日益成熟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私人部门来平衡的。目前,所有重大的技术创新主要都是由私人企业推动。虽然华为公司与政府走得很近,但它仍然是私人首创并按企业家精神创办的一家私人公司。所以,在“中国式资本主义”下,存在着两种势均力敌力量的独特平衡,或者说对立统一: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私人首创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由于这样一种安排,所以“中国式资本主义”既包括(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要素,也包括政府强力指导要素。它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但绝对不是试图颠覆现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力量。中国经济还是要依赖健康的全球经济和与之相关的治理规则与规范。

就算用“有选择的修正主义”来描述中国,也还是有误导性。当然,对自由国际秩序中的人权和传播自由民主原则,中国十分抵制,但北京一直在努力抑制或引导这类活动,而不是推翻现有的机制,其政策目标是慢慢地改造国际秩序,使它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在全球政治经济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方面,中国并不想全盘推翻主要的机制安排,它的首选方法是从内部施加影响,就像中国已经可以在联合国获得成功那样。假如这种方法行不通的话,比如像世界银行和IMF那种治理安排,那么,中国所创建的新机构(如亚投行)在格局和理念上与现有机构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中国在靠拢自由国际秩序的规范与机制时,仅仅是有自己的改革议程,那究竟是什么促使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呢?对于中国在美国形象的改变,一些人追溯到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其实比这更早。其他人则认为,这种改变是因为习近平上台,还有他的“新时代”和“中国梦”言论。这种观点认为,就算美国是挑衅者,但中共对宪政、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等“西方概念”的质疑和否定,预示着它自己的“脱钩”版本即将产生出结果。

这种看法不能说不对,但它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虽然习近平掌权后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控制加强,但经济改革还是取得了进展。过去几年的许多举措,都是寻求使“中国式资本主义”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这一进程在所有经济体的发展中都是常见的。在许多政策领域,包括电力行业,最重要是金融业,实质性的自由化(或市场改革)已经在发生。

其次,对中国来说,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创造繁荣社会,都取决于中国私营部门的活力。在许多关键的研发领域里,包括IC芯片、人工智能、替代能源、电动车、互联网等,中国的私营部门都处在创新的前沿。当然,政府对众多私人企业的活动给予贴补和扶持,让政府和私人企业建立起共生关系(这也见诸韩国和台湾的相同发展阶段),但它并不代表中共正在把私营部门变成政府的附属品。

简单说就是,在习近平时代,人们仍能看到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与自下而上的私人首创精神共存。虽然地方政府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从环境到劳工领域,许多传统的私企部门受到新监管执法的冲击,但中共仍然要依靠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习近平振兴中华和实现“中国梦”的大计,与私人资本积累的活力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正在进行增强政府作用的体制内改革,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善私人企业尤其那些技术前沿企业的经营条件。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向,但西方情绪的恶化不能完全归因于这种转向。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相反,重塑西方对中国看法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它所产生的全球影响,权且称之为“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冲击”吧。如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无所不在,无论是金融领域、产业领域,还是技术领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心态变化所反映的,是对中国潜在未来的更现实的评估。但是,由此引发的争论却依旧被片面的观点所主导,这些观点让人联想到某种邪恶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不公平地窃取技术,或者说,它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低效庞然大物,早晚会轰然倒下。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特别是美国需要学会与一个包含某种资本主义形式的主要政治经济体共存,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与历史上任何时期所出现的都截然不同。可以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它改革经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西方企业创造机会,然而,试图彻底推翻它的制度,或者寄希望于它在不久的将来崩溃,那是对“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运作和中国未来潜力的极度无知。